在短暫的沉默之後，必然是更為猛烈的爆發。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北領土的步步蠶食，處於“國難”最前沿的平津教育界再也無法沉默下去了。“一二九”運動中，學生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激劇的噴發出來，而當時共產黨的北方局積極地參與了動員學生反對國民政府的活動，他們深入到學生中間，不斷地把學生的愛國熱情推向激進化。這使得罷課和遊行持續了很長時間，教育界的正常秩序被嚴重打亂。作為思想界的主要成員的大學教授們，在學生運動麵前顯得十分為難，他們為學生的愛國熱情所感動，但是又擔心學生運動的政治化，而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胡適的態度可以作為代表。他讚賞學生們的政治熱情，“所以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可喜的事”，在他看來，一個言論不自由的社會，其幹預政治的形式就隻有靠青年學生諍臣式的義舉了；但是他又不同意以“罷課”方式而耽誤學生的學業。罷課的舉動是“不幸”的，這已經超出了理智的界限，“凡盲從、輕信、武斷、壓迫少數、欺騙群眾、假公濟私、破壞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時代的青年人應該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學生運動的方法”，在他看來，學生的愛國熱情被利用做了政治鬥爭的工具。亨廷頓曾指出，處於現代化初期的國家，由於其政治遠未製度化，因此學術社會更容易被卷入政治運動。胡適的觀察正說明了這個道理。他不同意走上街頭的革命舉動，“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能力”，無疑地青年隻有獲取了理性的改造社會的能力，才真正對於國家和民族有所貢獻。然而，胡適的理性忠告，卻淹沒在青年不斷激進的“左傾”浪潮中。“華北之大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在那個民族情緒激蕩的時候，學生哪裏能夠安下心來學習呢？
這樣，青年人開始和思想界的領袖們分離了。胡適曾經在青年中有著極高的地位，在他1931年重返北大的時候曾經受到了學生們熱烈的歡迎，為此他還深受感動。然而，老師們在學生運動中的立場使得學生十分地失望，在他們看來，老師們已經漸趨於保守，而認同並維護著那些現存秩序。老師們所寄望的點滴的社會改良，那種建立在“實驗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哲學，也已經失去了有效性。丁文江驚異地發現作為中年人的一員，他已經和青年人有了極大的隔閡，他們一麵斥責那些中年人侮蔑青年“不道德”的說法，一麵在試圖填平兩代人之間的鴻溝。他指出“隻有具體的、各個的，而沒有抽象的、普遍的道德”，一個團體的道德也許在其他團體看來就是罪惡，因此不是青年人“不道德”，而是中年人還沉迷在舊道德中，無法適應不斷進化中的道德標準了。“我們要改造我們的道德和倫理，要打破一切權威的觀念，把人的忠信心從家族、帝王、神佛移到社會上來，尤其要有在社會成功的首領以身作則為青年來做領袖，然後才可以建設出近代化的中國。”這是一種典型的道德進化論的觀點，青年代表了近代化的方向，年輕就意味著“進步”。丁文江滿懷激情地對比了現在的青年和30年前的青年，結果他認為現在的青年在體格、知識、能力、道德各個方麵都比過去的青年進步了許多，他忠告中年人不要動不動就責怪青年的退步，最後他希望兩代人達成和解。在他看來，青年無疑是中國複興的希望，“這三十年來青年的進步是我個人民族自信心的最大的根據。”但是他也知道青年重情緒而輕理智，容易為一時的激情而貿然犧牲，他也強調青年加強知識能力才是真正的救國之道，在這方麵，作為中年的他們應該給予青年有益的指導，“當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中年不能領導青年，青年不肯受中年的領導，是國家一個很大的弱點。”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丁文江試圖重塑思想界與青年人的和諧關係。
思想界發現現在必須重新樹立青年人對於國家的信心，他們需要引導青年中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不是眼看著青年向反政府的方向發展。“一二九”運動風潮剛剛平息，行政院就要求教育部籌議“國難”時期特殊教育的方針。思想界紛紛就“國難”教育發表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應該設立一些特殊的課程，比如軍事訓練課，並著重發展與軍器製造有關的專業，總之實施短期內可以為“備戰”服務的舉措。但是，更多的人承認教育的目標是長期的。“國難”教育應該更重視塑造學生的國家意識，他們以費希特的教育思想為啟發，“從遠大處著想，要建設一種新教育製度來發揚祖國的文化，改造國民的品性，樹立複興的基礎。”楊振聲認為教育應該奠定國家的立國基礎，而“科學”這種新文化才是一國強大的基礎，中國的科學教育還極需加強。另一些人則要求教育必須體現出民族的精神，一國的精神則積澱在他們的“曆史”中。張其昀指出科學文藝曆史之教育各有作用，“科學訓練示吾人以開發富源建設新邦之途徑，文藝修養予吾人以喚醒國魂恢宏民性之工具，史學陶冶則令吾人有排除萬難誓興祖國之決心。”他強調了青年承擔國家曆史之重任，“明興亡之大義，知立國之綱維，導民力於正軌，此負荷國史之重任，乃青年自覺之源泉，而當與科學文藝相為羽翼者也。”正因為承擔責任之重大，故而青年對於自己之信心也應該更強。古時“士”之教育則既重視理智的培養更看重情感和意誌的養成，因此潘光旦主張加強青年的“人才教育”，即教會青年如何“做一個‘人’，做一個‘士’”。加強國家意識的同時，更要使得青年願意積極參與政治的討論，“首宜令一切學校於尋常功課外，注意國難時期之政治教育。不論何科何係皆應由學校當局親切指導使學生於課餘得討論研求現實的國家問題。讀書發言，皆畀以最大限之自由，而師長指導之。官廳取締反動，惟重實際行動，學校以內，則賴討論之方法，以集中學生之意誌。”因為新聞取締製度的存在，學生無法從正常渠道獲知政治的信息，同時政府試圖取締共產主義思想在青年中的流傳，在思想界看來也不可取，他們希望通過公開的討論，糾正學生們在思想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