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適在長沙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他對於中國政治出路的看法，他希望人們認清政治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國家”，而阻礙這一目標最大的敵人是所謂的“五鬼”，“貧、病、愚、貪、亂”。這裏仍然是在強調一切政治問題的根源，都在它的社會背景中。因此，政治現代化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再生》群體在國家社會黨的宣言中也把“貧窮”作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照他（柯爾）的意思，是以為貧窮由不平等而生，不是因為貧窮而方有不平等。但我們在此處則認為各國的情形或有不同。以中國目前的情形而論，恰與之相反，實在是患寡而甚於患不均……所以中國的唯一無二的問題是如何增加國家民族的富力。”可見，思想界首先都把改造社會的注意力投向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即如何解決貧窮的問題。
貧窮問題最嚴重當屬中國的農村。在一個被迫進入現代化的國家，農業的發展本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再加上中國大量的農業人口和國民經濟基本上處於“以農立國”的階段，使得如何解決農村在現代化中的地位和命運，成為困擾國民黨政府的難題。南京政府在最有希望的十年裏，於農村問題無所建樹，可以說是整個政權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當1930年代國民黨忙於“剿共”的時候，實際上也在農村問題的另一條戰線上和中共進行著激烈的爭奪。知識分子雖然讚同“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但是他們希望通過有效的社會改革來限製共產主義在農村的廣泛影響，而僅僅靠“軍事”上的鎮壓是遠遠不夠的。
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的農業經濟繼續衰落。軍閥戰爭、土匪橫行的影響不僅沒有緩解，而且30年代還遇到了更大的危機。就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揚子江流域發生了大麵積的水災，大量人口流離失所。1932年，中國農業首先失去了東北市場，繼而世界經濟危機開始影響農村。1931年下半年開始，英、德、日紛紛宣布放棄“金本位”製，1933年美國也加入進來，1934年6月美國通過白銀法案，開始大量收購白銀，這造成中國銀價上漲、大量白銀外流，同時物價暴跌。經濟蕭條首先就影響到中國的農業，農產品的價格大跌，據估計，“農產品價值在全國總產品價值中所占的比例，按當時價格計算，從1931年—1934年下跌了47％。”農民的收入隨之受到嚴重影響，進一步激化了農村貧困的現狀。當時思想界的許多人，都預感到農村危機必將引發新的社會革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開展了他們的土地革命，試圖解決農村最迫切的問題，滿足農民分有土地的願望。晚清廢除科舉以來，作為地方精英的鄉紳集團便不複存在了。鄉村逐漸被那些所謂的“土豪劣紳”所把持，他們自私自利缺乏傳統鄉紳的公眾意識，隻為個人的斂財。他們吞並了大量的土地，然後又投資於城市的產業或者是購買國家的“公債”。另一方麵，土地兼並嚴重，自耕農的數量減少了，農民不斷地失去土地。由於田賦成為了地方稅，地方軍閥為了維持武備而大肆征斂，這迫使更多的自耕農淪為了佃農。同時，地主又把地方軍閥的各種重稅轉嫁到農民身上，因此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每畝田賦及其他附加可達農民收益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高者可達百分之四十。高利貸者乘機而動，從農民身上榨取暴利。這樣農村中憎恨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情緒不斷高漲，同時要求土地的呼聲也越來越激烈。這一切為共產黨順利的開展農村的革命運動製造了條件。1931年，蘇維埃政權在江西瑞金成立，並且很快就在蘇區開展了土地革命。毛澤東將農民進行了區分，並且對於不同的階層采取不同的策略，這樣那些貧農和雇工構成了群眾組織的先鋒，開始了雷厲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運動。蔣廷黻敏銳地觀察到，“是則明明白白的中國紅軍的戰鬥力不是來自共產化的工商業。據共黨自己的報告及剿共國軍的觀察，紅軍在江西極盛時期的力量實來自農民的合作。共黨為農民做了什麼好事呢？隻做了一件事：幹脆的、徹底的消滅了地主階級，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租佃的免除”抓住了農村問題的關鍵，也凸現了國民黨在農村問題上的失敗。
蔣廷黻的批評是中肯的，他指出國民黨已經失去了對於“民生”問題的關注，而這曾經是國民黨獲得民眾支持的重要支柱。國共合作中，孫中山傾向於把他的“民生主義”解釋為社會主義，從而奠定了兩黨合作的理論基礎，也使得他順理成章地獲取了蘇俄的支持。在地方，國民黨的左派分子和共產黨合作，動員農村的群眾運動。然而，在國民黨“清黨”之後，國民黨的理論家們也開始致力從學理上，劃清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胡漢民和戴季陶確實花了很大的功夫來澄清孫中山學說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區別，戴季陶有意構築了一套“民生”的哲學，並且與儒家的傳統道德相接續。在土地政策上，國民黨也開始表現出一種承認地主利益的保守傾向，他們維護現存的農村秩序，而各種農村勢力也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到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中，或充當國家向農民征收賦稅的“經紀人”，以維持他們在地方的顯赫地位。於是，知識分子普遍批評國民黨“三民主義”，隻剩下了民族主義的一民，而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也可以借著總理“民生主義”的遺教打起反對的旗號，就如同福建事變中所做的那樣。當紅軍在瑞金擁有了“紅色基地”，國民黨的“剿匪”卻屢遭失敗以後，蔣介石也逐漸認識到問題的嚴重，公開宣稱剿匪要依靠“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決心解決農村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土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