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代知識分子主要影響力在都市不同，梁漱溟的著作和他平易感人的演講，卻打動了無數鄉村的民眾。都市知識分子最切近地感受著西方文明的衝擊，他們成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的代言人，而在麵臨著西方文明強烈衝擊的境況下，梁漱溟卻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困擾和抗爭。現代化本身就同時孕育了“反現代化”的力量。當梁試圖從鄉村改造中國的時候，他努力在超越“現代化＝西化”的論斷，他將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置於一種道德力量的支配之下，而這種力量隻有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才能找到。梁的相對主義傾向，讓他堅信中國的根本是一種“鄉村文化”，這必然使得中國的道路由鄉村的發展為主導，以農村發展才能繁榮城市。在當時的思想界這自然遭到來自都市知識分子的猛烈批判。張君勱對於中國文化也頗持有幾分同情，但是他對於“村治論”的批評卻是嚴厲的。張君勱大概並不認為中國文化的複興，需要依靠農村的力量，他主張在農村普及現代化的機器生產，根本需要利用現代技術和管理模式來改造農村，他相信采取蘇俄集合農場是可行的，並且由國家掌控、管理和支配土地的所有權。在農業改革上，《再生》的主張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的模式，而要求一種高度集中和現代化的集產政策了。對梁漱溟批評最力的當屬陳序經，他首先批判梁的化約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傾向，他根本反對把中國文明等同於“鄉村文化”，而把西洋文明等同於“都市文化”，並把兩者絕對地對立起來。在陳看來，如果想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舍“西化”外別無他途，試圖走中國鄉村改造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都市力量的崛起代表了現代化的方向，隻有發展都市來解救農村的種種困境，而不是像梁那樣寄望於農村來改造都市。陳的批評至少在鄉村建設是否能實現“現代化”的導向上，對梁是一個重要的打擊。梁不得不承認，他的一係列興辦合作社、使用新技術的舉措收效甚微。陳序經指責梁的想法不過是另一種“中體西用”罷了。吳景超也認為把中國一切問題歸結為農村問題是不合適的，當都市得到充分發展以後，農村自然會被帶動起來，他認為應該以都市為中心來發展農村。雖然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廣大地區都是農村，但是正因為如此，才必須大力拓展都市的影響力，並最終使得中國實現由“農業立國”向“工業立國”的轉變。
陳序經等人的“西化派”非常重視現代化過程中的城鄉關係的失調。不過，他們認為都市對於鄉村的優勢是必然的，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農村麵臨的困難也是必須付出的代價。當鄉村感受到來自都市的威脅時，正說明都市蘊藏著巨大的力量。梁漱溟則非常擔心都市對農村的破壞力，這不僅表現為都市在經濟上的支配力，進而實際上體現了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操縱，而且都市還在破壞著農村中所保存的道德精神。梁常常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中國經濟的貧困，他警惕都市吞噬鄉村的現實，即使在建國後他與毛澤東的爭執也是自覺地站在鄉村的立場，而反對“工業化”對農村的剝奪。
人們一般都會強調胡適與梁漱溟的區別，但是在農村問題上他們卻有一些相近的想法。胡適在談到救濟農村問題的時候，非常反對政府的力量滲透到鄉村中去，不過他的理由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政府。胡適提倡實行一種“無為”的政治，在政府既沒錢又沒人才的境況下，無法實現積極有為的農村救濟，隻可以采取“消極無為”的救濟，也就是裁官、停止建設、裁兵、減除捐稅等。他甚至主張將政府的權力隻縮小到警察權，“我們隻是貧兒，豈可以妄想模仿富豪的大排場？我們隻是嬰孩，豈可以妄想做精壯力士的事業？”在胡適的政治哲學裏，人們所處的進化的某個階段，決定了人們隻能實行和這個階段相應的製度，試圖僭越進化的環節是徒勞無益的。在中國尚未有強大的政權之際，就采取一種積極建設的政策，無異於“拔苗助長”。在胡適看來，現代政治需要的是知識和人才，在缺乏這些要素的時候，就不能盲目勉強地利用政權來搞建設。蔣廷黻在《大公報》上撰文，擔心“建設的前途堵塞”了，實際上針對的是胡適的“無為政治”。胡適當然不是反對“建設”而是要求“合理”的建設。他的目的在批評國民黨政權在農村的盲目建設，在他看來“建設”的結果是各種攤派盛行，這不斷增加著農民的負擔。以“建設”為名實際上卻造成了“擾民”的後果，這使得人們得出一個怪論，即“建設越多，土匪越多”，越是“建設”，農村的處境越艱難。梁漱溟早從20年代開始，就反對那種以政權力量來進行的鄉村建設，他擔心鄉村在不斷地被官僚的力量所控製，他批評山西的“村治”運動受到太多的行政的幹預，而必然會走向失敗。胡適和梁漱溟似乎都認為，在鄉村存在一種自發的社會秩序，政權的力量必須避免幹預這種秩序。當然，他們的理由大相徑庭，胡適出於經驗主義的和進化論的社會秩序觀念，而梁漱溟則出於他對於中國文明建設基於鄉村之上的強烈信念；胡適判斷中國的政權尚處於“前現代”的狀態，必須向現代化的方向努力，梁漱溟則根本排斥西方化的趨勢，希望在中國鄉村中尋求未來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