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種經濟力量按照其經營主體可以分為五類：1.私人；2.合作社；3.地方團體；4.私人企業立於國家監督之下；5.國家。就財產享有與利益的分配而言，則可以分為：1.工人兼為股東，分享股利；2.私人在大企業中所得之利益，受國家之限製；3.國營事業之利益為全社會所共有。此種多元的所有權與分配方式的共存，將使得“公平”得以在生產和分配的領域得到實現。“要之，合此種種營業方式與私有公有之財產，劃定相當比例，以部勒全國私人公人之經濟行為，又何國富為少數人所壟斷之足患，庶幾社會公道之目的達矣。”參見記者（張君勱、胡石青）：《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
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這是張東蓀在四十年代的看法。在他看來，這些價值和理想都通過蘇俄的一係列政策，在人間得以實現了。參見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年。
參見孫有中著：《美國精神的象征：杜威社會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J.R.Levenson：“History"and“Value"：TensionsofIntellectualChioceinModernChina，inArthurF.Wright：StudiesinChineseThought，(Chicago&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p.146-194。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1932年12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9月29日。
轉引自孫有中著：《美國精神的象征：杜威社會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1頁。
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
參見孫有中著：《美國精神的象征：杜威社會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季廉：《美國政治有無希望》，《國聞周報》第八卷第二十六期，1931年7月6日。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第十四、十六章，嶽麓書社，2003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蔣廷黻：《歐遊隨筆》（二），《獨立評論》第124號，1934年10月28日。
蔣廷黻：《歐遊隨筆》（三），《獨立評論》第125號，1934年11月4日。
同上。
蔣廷黻：《歐遊隨筆》（二），《獨立評論》第124號，1934年10月28日。
引自愈之：《羅素新俄觀的反響》，《東方雜誌》第18卷第8號。
諸青來：《對於蘇聯的另一種觀察》，《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蔣廷黻：《歐遊隨筆》（三），《獨立評論》第125號，1934年11月4日。
丁文江：《我的信仰》，《獨立評論》第100號，1934年5月13日。
西瀅：《蘇俄的青年》，《獨立評論》第129號，1934年12月2日。
蔣廷黻：《歐遊隨筆》（四），《獨立評論》第128號，1934年11月25日。
蔣廷黻：《歐遊隨筆》（六），《獨立評論》第132號，1934年12月23日。
西瀅：《蘇俄的青年》，《獨立評論》第129號，1934年12月2日。
引自愈之：《羅素新俄觀的反響》，《東方雜誌》第18卷第8號。
這段話是胡適旅俄時，負責接待他的Rothstein對胡適講的，此人為蘇俄外交委員之一。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收於《政治論文》，上海：新月書店，1932年。
同前引。
張東蓀：《書評》，《再生》創刊號。
丁文江：《評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
參見（美）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作者的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
丁文江：《評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
參見丁文江：《蘇俄旅行記》，收於《遊記兩種》（新世紀萬有文庫本），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1月21日。
參見羅素著、何新譯：《自由之路》，商務印書館，1959年。
胡適：《丁文江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133頁。
參見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對中央研究院之貢獻》，《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年2月16日。朱家驊：《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刊》第3卷，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