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觀點把人民的偉大和社會的強盛一概歸因於法律機製的完善，這真是一種再膚淺不過的觀點。要知道，一台機器的運轉，不光靠每個零件的完美程度，而在於發動機的力量。拿英國來說，他們的行政法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複雜而不規則的，但是放眼歐洲，又有哪個國家比英國擁有更多的公共財產？又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比英國人民有著範圍更廣，更可靠，也更多樣化的私有財產？更不用說社會的牢固程度和富庶程度了。而英國之所以擁有傲人的發展，這一切原因並不在於有著多麼優良的法律，而在於推動整個英國立法的精神。要知道，生命是強大有力的，某些器官的不完善並不能摧毀整個生命。
法國社會的物質文明越是發展，越是繁榮，精神層麵就越是不穩定：公眾的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製度的仇恨也在增長。整個法蘭西民族內心的聲音越來越清晰，他們在強烈地呼喚著兩個字——“革命”。
看過法蘭西舊財政區的檔案資料，你會發現，大革命的發源地正是在全法國最富庶最發達的巴黎附近。在這些地區，舊的製度被改革得最早也最深刻，沒有個人徭役，沒有專橫的行會理事，沒有無益的暴力，軍役稅更輕、更平等，居民的自由和財產受到尊重和保護，與盧瓦河流域、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舊製度保存完整的地區相比，這裏簡直就是人間樂園。而革命的戰火正是在這個“樂園”裏最先被點燃，這裏的革命之火也是燃燒得最激烈，最長。
很多人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越想要反抗呢？其實這並不是法國人的獨創，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
曆史上有著很多類似的景象，一直默默忍受著沉重枷鎖的人民，一旦枷鎖稍稍減輕，他們就會猛力地將它摘下、拋棄。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政府，尤其是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在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人們長期浸淫在痛苦中，耐心忍受著，反而相安無事，若有人想要消減這種痛苦，就會使痛苦變得無可忍受。更甚的是：痛苦更少了，感覺就更敏銳了，更容易察覺到其他流弊的存在，這時情緒也會變得更加激烈。
封建製度在極盛時期並沒有受到多少激烈的反抗，反而在滅亡之際受到了無數法國人仇恨的抨擊。當時，戲劇家博馬舍因《費加羅的婚禮》公演而短期入獄，一時間在巴黎地區掀起巨大的民情激動。我們現在看當時法國人的作為，不免會有一種錯覺：路易十六偶爾為之的專橫舉動似乎比路易十四所建立的整個專製製度更加罪大惡極。
人們不再說1780 年的法國正在無可救藥地走下坡路，人們滿懷激昂地高呼：此時此刻再也沒有什麼能夠阻礙法國的前進了。這是一次再真實不過的大逆轉。20 年前，法蘭西人民對未來毫無期望；但20年後，法蘭西人民對未來毫無畏懼。他們沉浸在自己對未來的想象中，一心朝著即將來臨的前所未聞的幸福奔去。
推動革命的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原因——那就是國家財政的管理。財政管理雖不斷完善，但依然無法解決專製政府特有的弊病。路易十六努力促進公共繁榮，不斷發放救濟金和各種獎勵，建設公共設施，服務大眾，這一切都使得國家財政開支與日俱增，但收入遠遠落在其後。
路易十六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中，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他又不斷向四麵八方舉債，路易十六的財政狀況變得和他父親在位時一樣尷尬。
當路易十六的債權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為你不一定能拿到應得的定期利息，甚至連你的資本能否全額收回也是一個未知。
當時，很多法國人購買政府公債，幫助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等公共設施，給士兵提供糧草等援助。這本是利人利己的好事，但現實是：他們的錢沒有償還擔保和期限，也不敢指望能拿到利息，就像在冒險一樣，他們隻能希望自己哪天突然有了好運氣，那些簽訂的合同能夠被忠實地履行。而積怨漸深時，他們隻有走上革命一途。
這20 年中，法國政府開展許多從前不敢想象的事業，也順利地成為國內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這正是法國政府前所未有的活躍表現。與此同時，和政府有金錢關係、靠政府薪金維生以及在政府市場中投機的人越來越多，一時間，法國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有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結合。在這種狀況下，財政管理不善就不僅僅是一種公共劣跡這麼簡單了，它已經成為法國千家萬戶都在麵臨的私人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