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的財政製度有著更為嚴重的缺陷，但是並沒有引起人們這樣的不滿。政府和社會發生的這些變化使得人們內心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對社會問題更加敏感，對自己的財產更加熱愛，對生活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投機的欲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會自動傳播，於是，那些同樣忍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的人聯合起來，將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泄。
任何社會中，貪財者、食利者、商人、工業家、批發商通常會結合在一起，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心理和作為：敵視新政策、熱愛現存政府、順從所厭惡的法律，等等。不過，在法國這場革命中，這個階級卻表現得最積極，並且最堅決，對整個財政係統的革命是他們最急迫的。
在一個膨脹著發財欲望的民族和一個不斷刺激這種欲望的政府不斷衝撞的社會裏，浩劫將無可避免。而這個政府一邊刺激著人們的欲望和熱情，一邊不斷地從中作梗，就像剛點燃火把又將它撲滅，等於是從兩方麵來加快自己的毀滅。
第五節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當路易十四站在法國權力的頂峰，這以後的140年，人民就再也沒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的任何決策。在當時，人們相信隻有高踞人民頭上的人能主宰這個國家的一切，而從來不信人民也能夠用自己的力量為自己辦事。
人民長久以來默默忍受著各種不平等，這種群體的麻木不仁使得有心改變人民命運的人也無可奈何。在當時，常會有一些人當著人民的麵大談特談關乎命運、關乎自由、關乎尊重的理論，他們不怕任何人聽到，隻怕他們不能完全聽懂。
至於政府官員、特權者，那些本應最害怕人民發怒的人，也把人民當聾子似的，當著人民的麵高談闊論：他們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的低劣；他們痛斥那些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的種種罪惡。他們用種種聳人聽聞的辭令想讓人們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政府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枷鎖。
1776年，路易十六試圖廢除徭役製，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三級會議省之外，幾乎國內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最窮困的人民無償修建的，這些人除了雙手和一身力氣外別無他物，但是他們承擔著比任何人都要重的負擔。道路的修成對他們的生活沒有什麼直接的利害關係，他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為那些真正有切身利益的特權者服務。由於修路，那些特權者的財富不斷增長。在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剝奪了窮人謀生的手段和生存的希望，迫使窮人為他們維修道路，無償地為他們的利益勞動。”
在路易十六為窮苦人剪除勞役之苦的同時，政府正著手於工業行會製度的改革，以此來減少工人身上的痛苦。他們用國王的名義向全國宣告：“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聖的財產；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都是對自然權利的違背，都是無效的法律；現存的社會製度是古怪而暴虐的製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產物。”
這樣的言論對於一個封建國家來說是危險的，而更危險的是這些危險而振奮人心的言論全是一紙空談，因為幾個月後，損害勞動者的徭役製和行會製度又重新恢複。
讓路易十六發表上述那些言論的是當時的財政大臣杜爾閣，他一上台就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改革，如取消徭役製、取消工業行會、開放穀物國內自由貿易以及改革不合理的糧食稅法、糧食運輸規定、動物油專賣製等。
這些改革侵犯了封建貴族的利益，遭到了封建製度代表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1776年5月，迫於皇室貴族官僚的壓力，路易十六下令解除杜爾閣的職務。杜爾閣的一係列改革措施也宣告作廢，國王之前的宣告和承諾再也無法向人民兌現。
1780 年，路易十六宣布：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在宣告的旁注中，他特地說明：“納軍役稅者長期為軍役稅的征收所折磨，而那些意外增派的稅額使得這些窮苦納稅者承擔了遠遠高於其他臣民的負擔。”
但是，此時的路易十六已經不敢將捐稅一律平等，他至多隻能在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征稅平等。他妄圖在貧富兩極群體中找到一種平衡，既能減少窮人的負擔，也能使有錢人不會覺得損失過重。
路易十六的想法過於美好，他想要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但又不敢徹底得罪他自身所在的特權階級。他沒想到的是，在這特殊的饑荒年月，這樣的做法並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反而是有意在刺激民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