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議會和總督就像這樣不停地互相指責，互相拆台，以至政府的工作進程越來越緩慢，有時還被迫停滯，很多與公共生活相關的進程也中斷了，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不少影響。
與總督的鬥爭中，省議會並沒有占得上風，在其他方麵，這些新成立的政府部門也表現得不盡如人意。初上台，省議會就表現得過分活躍、過分自信。“新官上任三把火”，它們秉著想要改善一切的熱情，希望能夠一舉變革舊的一切，迎來新的生活。殊不知，積年沉屙匡正不易，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是這些議會成員顯然被內心騷亂的熱情衝昏了頭腦，沒有認清這個現實，結果弄得一團糟。
一直以來，政府在法國社會占據重要的位置。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法國社會的個人或團體都與政府有著不可剝離的利益關係，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政府受到損害，他們自身也不可避免要受到損害。在每個人心裏，政府是人民的衣食父母，是社會福利的保障，是社會安定的維護者。政府的存在是個人事業成功的保證，是各行各業良好運營的可能。
但是這個新政府似乎並沒有帶給人們這種安全感，它表現出的種種軟弱無能，以及它自身的弊端，都讓人們感到惶惶不安。
新政府的弊端在農村尤為突出，新政府的出現一下子打亂了農村的權力秩序，也改變了人們的相對地位，使各個階級之間的對立衝突出現前所未有的激烈戰況。
1775 年，在農村行政製度改革中，杜爾閣發現，捐稅不平等是農村行政改革最棘手的問題。在當時，教區的首要事務就是對捐稅的製定、征收和使用，但現狀是每個教區都存在三種不同身份的人：無須繳納軍役稅的貴族和教士、全部或部分免納的農民和納全部軍役稅的人。居民依據捐稅的差異而自動劃分為不同的集團，這些集團之間是界限分明且相互敵對的，好似三個完全不同的集團，而每一個都要求單獨配備一個政府。如何使這些人共同為教區事務盡心盡力呢？這顯然是個非常大的難題。
杜爾閣認為，要想給農村一個自由的小政府，從而實現集體行政，最先要做的就是改變捐稅攤派不均的問題，使居民繳納同一捐稅，從而縮小各個階級之間的差距。
農村的行政改革醞釀了很久，直到1787 年才終於實現。但是，改革政令上寫的是一套，政府做的卻是另外一套。在農村的教區內部，舊的捐稅製度依然存在，三個集團也依然水火不容，雖然他們都有了行政事務的參與權。
於是，新政策下的農村出現了一係列怪現象：政府設立選舉團，從三個階級中選出選舉團成員，並將全部的行政權力移交給選舉團。這一舉措等於賦予了下層民眾話語權。
當時的新政令規定：選舉市政官員，規定貴族和教士階級不得出席，隻有第三階級有權選舉他們的代表。但是市議會選出後，你就會發現領主和神甫都位列其中，而有些地主甚至親自主持市議會，即使他們從未參與市議會的選舉。
好在，身為市議會主席的領主也要受到牽製而不能隻手遮天。他們不能參與部分法案的製定，如製定軍役稅時，位於上層的兩個階級都無權投票表決，因為在市議會看來，免稅的他們與軍役稅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