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研究中，逆向思維有時比正向思維更為重要。正向思維注重論證，逆向思維注重問題和反思。隻有找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隻有從“逆向”出發才能真正達到“正向”的效果。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那句著名的結尾“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被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其中的寓意發人深省。
正如構建和諧社會是因為存在著眾多不和諧因素一樣，營造和諧輿論也是以存在著輿論不和諧因素為前提的。“和諧”一詞的提出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對和諧的追求標誌著我們開始從心靈深處走出了“鬥爭哲學”的思維定式。輿論不和諧導源於社會的不和諧。對於輿論不和諧，人們早有認識：比如，政府與媒體的不和諧。因為在中國加入WTO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製下，媒體從單純追求社會效益的一元目標轉向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兼顧的二元目標。二元目標本身也是有矛盾的，反映到政府與媒體的關係上，就必然存在著事實上的“合作——衝突”關係。比如，官方輿論、新聞輿論與民間輿論的關係不和諧。突出表現在三者重合度不高，有時呈現出媒體的“傾盆大雨”和民間的“議論紛紛”並存。再如，法律對公眾輿論權的“界定”與現實生活中公眾輿論權的“享有”不和諧。應該說，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條文規定確實體現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但憲法和法律規定因為沒有相應的司法程序等的保障而長期停留在條文上。還有，政府對輿論的引導同接受輿論監督不和諧。國外經驗表明，不受輿論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輿論監督是內部監督產生效力的重要條件。另外，在社會轉型時期，公眾利益正在經曆一場新的調整，不同人群的利益僅靠政府官員的“明察秋毫”是不夠的，還應該暢通訴求表達渠道，而如何進一步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客觀上正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麵臨的現實課題。
現在，國內許多學者們都在求解輿論和諧這一難題。主流的看法是，遵循輿論規律引導輿論。這是真理。但是，現實生活中具備遵循規律來引導輿論的條件嗎？筆者讚同不少學者提出的觀點，僅限於技術層麵是不夠的，應該多從製度層麵尋找解決的辦法。這也是筆者呼籲政治學要加強公共輿論研究的原因所在。
社會主義國家在公共輿論管理的製度建設上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經驗，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政府對公共輿論的必要幹預、公民對新聞傳播資源的共同占有、對公共利益的維護等的價值日益被西方學者所接受。目前，西方國家的學者對他們的輿論製度正在進行深刻的反思。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斯認為，國家既可能是自由的敵人，也有可能是自由的朋友。他認為，在輿論權力私有化集聚造成了言論“沉寂化”效應的背景下，國家以“有形之手”扶植不同於個人自由的“公共自由”是必要的。麥克切斯尼則在《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一書中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媒體高度發達的美國社會卻極度萎縮，出現了所謂“政治疏離”（depoliticized）的現象。與此相聯係，民主隨即變成了“沒有公民”的政治遊戲。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新聞界出現了“公共新聞”的實踐，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及時地重新樹立社會公眾對新聞媒介的依賴，重新建立與正在流失中的受眾的聯係，重新完善新聞報道者的職業理想。”美國學者對西方公共輿論管理範式的反思，確實有點讓人“時空錯位”的感覺。其實，他們所批評的問題，有些也許正是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所要追求的目標。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加強和改進政府公共輿論管理的未來坐標不可能是簡單的“照搬”，更不可能是“孤芳自賞”，需要的是建立在開放、寬容、和諧理念基礎上的吸納、融合與創新。對此，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提出：“一切有利於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一切有利於提高我國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於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管理方式，都要積極研究借鑒。”
筆者堅信，誰善於學習別人的長處，誰就能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據先機。個人是如此，國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