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斯塔克(Oded Stark)提出的“勞工移民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of Labour Migration)，對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作出重要修正。斯塔克認為，市場極少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設想的理想狀態運作。移民的出現不能簡單歸因於兩個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他認為，獲得資金和安全就業的機會，以及對付經濟與社會危機的需要也是導致移民的重要因素。比如，盡管墨西哥人擁有足夠的土地，但是由於缺乏開發的資金，因此，向美國移民仍是墨西哥人重要的選擇。斯塔克的理論，或多或少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缺乏政治底蘊的缺陷，但因為影響不大，因此對其理論整體於事無補。正如華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所諷刺的那樣，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從骨子裏低估了非經濟因素對移民的影響，“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做打工仔，對其他身份視而不見”。
（二）曆史—結構主義理論
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在解釋早期自由移民上還有一定價值的話，那麼對於解釋70年代以來出現的大規模國際移民現象則顯得無能為力了。而且，正如索爾伯格(A.R.Zolberg)所言，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所假設的個人自由選擇是不現實的；相反，國與國之間資源與權力的不平等，以及移入國政策的限製，已經極大地壓縮了移民自由選擇的空間。針對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的不足，出現了曆史—結構主義理論(the 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
曆史—結構主義理論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波赫底(Alejandro Portes)還是薩森(Saskia Sassen)都特別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規律對國際移民的推動作用，並將移民主要看做是服務於資本的廉價勞動力。他們認為，大量勞工移民的產生，根源在於殖民主義、戰爭和地區間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正如世界體係理論所揭示的，勞工移民是發達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與落後的邊緣國家之間聯係的重要紐帶，它與軍事霸權、對世界貿易與投資的控製一起，使得第三世界國家依附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推拉理論”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個人的自願移民（如1914年前橫跨大西洋的歐洲向美國的移民）上，而曆史—結構主義理論則著眼於移民的宏觀過程，並將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大量流入發達國家的勞工移民上。
曆史—結構主義認為，曆史上，為降低生產成本、攫取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資本不斷從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滲透和擴張，引發了邊緣國家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劇變，傳統生活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於是，第一次產生了一個無根無係、隨時準備漂洋過海的無產者階層，他們隨時被吸引到核心國家的經濟部門從事廉價勞動，讓人賺取高額利潤，就這樣，國際勞工移民作為全球勞動力供應體係的一個重要環節運轉不停。
從這種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解對曆史—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此外，也可以說，曆史—結構主義理論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係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在移民研究上的一個變種。雖說曆史—結構理論與沃勒斯坦有諸多不同，但兩者都認為正是核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壓榨，才導致了跨國移民和地區形勢的動蕩；跨國移民現象的實質，正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滲透、擴張，使得邊緣國家日益融入到以核心國家為主導的統一的全球經濟體係中。
曆史—結構主義理論對於理解某些類型的移民以及某些造成移民的機製是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對勞工移民的形成、發展曆史也是有獨到的見地的，也進一步探討了移民由前殖民地向宗主國流動的原因。但是，曆史—結構主義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一樣，都過於片麵而無法去解釋極其複雜的當代國際移民現象。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忽視了人口國際遷移的曆史因素，同時也低估了國家的作用的話，那麼曆史—結構主義理論則高估了資本的作用，把資本看做是決定一切的因素，而對移民的動機及其行為本身反而重視不夠。因此，曆史—結構主義理論遭到諸多移民研究學者的批評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既然資本是如此渴求廉價的勞工移民，在勞工移民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麼移民從落後向發達國家的進程就應該是連續、不間斷的；但事實上，移民的進程經常被種種因素所打斷，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也通常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其政策需要不斷調整的。其次，曆史—結構主義理論對解釋移民類型多樣性問題也束手無策。它對解釋勞工移民得心應手，但是對於其他眾多類型的移民則顯得勉為其難，而這恰恰成了這個理論的硬傷。最後，對曆史—結構主義理論更為挑戰的是，現當代的國際移民，很多發生在曆史上彼此聯係不怎麼緊密的國家之間，而且，移民路線也與所謂的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滲透的方向並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