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例證明，目前，對墨美在環保方麵合作趨勢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互動關係上。無論如何，以往所說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內秩序”的標準，已經不能令人滿意。國家是否能夠在其邊界內有效地貫徹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政策與國際壓力這種“外生變量”相比，國家自身治理生態汙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主權的弱化。在探索和解決墨美環境問題的嚐試過程中，墨美已跨越傳統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界限，開辟新的研究範式和範疇。
（三）鼓勵非政府組織（NGO）的蓬勃發展
促進投資者的參與並保證來自環境、公共健康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廣泛代表的參與；增強地方社團居民和投資者管理環境和從事與環境相關的公共健康事業的能力。
1992年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除了各國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個非政府組織（NGO）的四千多人出席了這次世界矚目的會議。在新的國際行為體中，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說來，非政府組織（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與政府部門和商業組織保持一定距離的專業組織，它們通常圍繞特定的領域或問題結成團體，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張，代表社會某些集團或階層的願望或要求。在裏約的主會場附近，還有來自167個國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非政府組織（NGO）的個人，圍繞同一主題舉辦了“全球論壇”；更重要的是，在裏約同時召開的這兩個大會，最後通過的文件都強烈反映了重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對世界環境與發展問題的見解。
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有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有來自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各地區的各種非政府組織（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國家的官方代表團裏也有部分非政府組織（NGO）成員。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一些小島國由於無法負擔參加一些國際會議的費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非政府組織（NGO）的代表作為臨時代言人。從生態保護領域觀察，各種國際非政府組織（NGO）起著十分積極的作用，協調世界各國溝通南北方對話，達成如美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與墨西哥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間的各種環保協議；在各種場合反複強調人類可持續發展概念對新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全球環境保護的各項具體工作；向國際社會和輿論揭露世界各地發生的破壞生態環境、違背有關協定的現象；努力揭示各國內部社會進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過程同國際自然生態環境改善的內在聯係；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墨美兩國的各種超國家的、跨地區的、次區域的、縱向橫向的非政府組織（NGO）也顯示出強勁的崛起勢頭，迅速填補了或力圖填充民族國家的某些真空。所以說，國際政治不僅不再是，而且越來越不止是國家間政治，如未來學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樣，它是21世紀的大趨勢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視非政府組織（NGO）成長壯大的社會內部原因。市場化潮流使市民社會的發育成為難以阻擋的過程，它在墨美兩國認同競爭規則的同時，給予個人、團體、利益群體自我表達的機會，使政府的調控及整合能力受到這樣那樣不無益處的挑戰。因此，非政府組織（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與政府建立建設性的批評夥伴關係，是墨美環境問題合作成熟與否的又一個象征。從各國曆程觀察，比較有彈性、有包容性的社會，會有比較多有特色的專業化的非政府組織（NGO），會有更豐富、更生動的多種行為主體互動的畫麵。同理亦適用於墨美的環保合作：比較和平、穩定與發展的時期，可能有國際非政府組織（NGO）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更有特色的“補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