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繁榮與深入，政治傳播研究作為一個跨越了傳播學、曆史學、新聞學、大眾傳播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新的研究領域，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旨趣。近年來，國內關於政治傳播的論文、專著也不斷湧現。我們在紛繁複雜的研究中選擇了一個相關、互動的視角，從媒介的視角研究政治，從政治的視角審視媒介，而其中，我們更注重媒介在政治中的影響，或說是媒介塑造的政治環境。長期以來，大眾傳媒在維護不同政治權力主體利益過程中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在人類曆史上出現任何一種新媒介，都成為政治權力爭奪的中心，衍生出種種變相而隱秘的政治控製手段，並使權力在不同主體之間重新分配。作為一種社會權力，或說是一種微觀權力，大眾傳媒主導著信息的生產和傳播，與政治權力的交互作用下，傳媒發揮自己的社會職能，履行自己的公共責任，達到權力、職能和責任的平衡。政治權力主體為了向社會傳播自己，獲得大眾共鳴，很大程度上借助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事實上，在政策決定過程中的大眾媒介作為行動主體的影響力很小，但是根據報道內容形成的社會輿論，或者作為輿論的辯護人的大眾媒介，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政治活動因為媒介的運作而成為集體意識與共同想象，人類共同體因為各國的政治新聞、國際救援等圖像而被呈現，國家共同體因為媒介事件製造的奇觀而被廣泛傳播。此時，傳播媒介不隻是與政黨、利益集團、政治意識以及投票行動等相聯係，其本身作為一個政治行動主體，也置身於政治活動之中。隻要對現代政治社會中的權力結構、政治社會化進程、政府政策決定、公民民主意識塑造、重大國際事件等進行考察，就很難忽視媒介在政治傳播活動中的影響。
第一節 西方政治傳播學的發展曆史
了解西方政治傳播學的研究視野，必須首先對本領域的兩個基本問題做出解答：一是西方政治傳播學產生於何時？二是西方學者給予了“政治傳播”哪些經典定義？對這兩個問題國內各種文獻均有不同的回答，每一種回答都從作者自身的研究角度出發，因而答案呈現出多樣化。本節將從西方政治傳播學者的研究視角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考量。作為政治學與傳播學交叉學科的政治傳播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博得美國傳播學界青睞，進而在其後的60年間獲得長足發展。在西方主流新聞傳播學院、係和政治學、外交學、國際關係學等研究機構中，政治傳播學已經獲得廣泛關注。但在中國，政治傳播學的研究還隻是散見於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文獻和少量互聯網上的評論性文字，盡管已經有不少學者在政治傳播學的分支學科輿論學、說服學等領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政治傳播學仍是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學科領域。
西方學者將政治傳播研究分為前現代時期（post-modern time）與現代時期（modern time）兩個大的階段。如果將政治傳播視為一種社會現象與社會行為，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它肇始於古希臘時期的政治辯論與政治演講。因而，前現代政治傳播研究可溯源到古希臘思想巨擘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對於修辭與辯論術的探究。在柏拉圖的《法律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關於辯論技巧的精彩陳述。
這種對於修辭學與辯論技巧的探究不僅促進了古希臘修辭學、演講術的興起和發展，也在客觀上成為西方的政治傳播研究的源頭。對於政治修辭研究的偏愛至今仍是西方政治傳播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而嚴格意義上的西方政治傳播研究是指現代政治傳播研究，西方學者將它分為萌芽和形成兩個階段。
一、三大先驅人物的初始研究
西方學者認為傳播學、大眾傳播學以及政治傳播學的研究起點是相互交錯的，因為這些領域的學者都十分關注大眾媒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基於此，他們普遍認為現代政治傳播研究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其標誌是美國政治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這一時期開始了關於印刷媒體和無線電廣播宣傳效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