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理解市場機製？我們怎麼去解決我們的問題？地方政府對這個問題反過來說也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是現在中國的問題很複雜，總的來說出現了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如果說是暫時的，也許壞處並沒有我們想得那麼多，如果說由於方向、戰略出現了問題，那它的危害性、毛病還會延續，還會放大，所以說這是個特殊時期。我感覺到有些道理，但不是最好的做法，而且應當適可而止，應該形成一種長遠搭配。因為確實有這個問題，國資委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國有企業的定位本身是明確的，十六大以前爭論得很清楚了。現在國有企業這塊，如果說必須改革限製它，按照我們已經定的東西限製它幹什麼、不該幹什麼，現在的情況是它什麼都可以幹，一要經營房地產，二是經營金融，還要跨世紀，由於它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壟斷，現在形成了利益集團。中國的改革是舊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由於改革產生新的問題比舊的問題更大了，最大的問題就是利益集團，壟斷，而且這個東西關係麵很大，最終很多事情出現了問題。
還有關於整個改革的方向推進和速度，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別的無關痛癢。而且出現一些問題，隻要我們大方向是對的，出現一點問題，像這個問題不算問題，如果大方向錯了，即使沒有問題也有問題。
還有一個想法，為什麼我強調改革？沒有改革，實際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真正要解決問題必須要推進改革，而且是體製、機製的全麵改革。如果在利益集團的聯合作用下，有政策也是沒有意義的。從政府來說有兩點，一是一定要看到一切問題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新產生的問題一定比原來的問題更重，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們國家的穩定和執政黨的地位。另外，從短期政策來說，我有個建議，因為政府做事情有一定的難處，可以認定現在短期的“國進民退”是有客觀原因的，但是一定要知道經濟危機要過去了，要把壞的因素變成好的因素，比如說明年、後年要大大地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如果政府能做到這一點，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對策。當然，從整體平衡上來說，我們仍然是民進的。
陳全生：明年非得讓非公經濟主導，明年民營經濟不進入，經濟狀況一定糟糕，更糟糕了。必須得花大力氣把民營的投資吸引到投資裏麵去，非得這樣不可，不這樣就不能繼續。這種情況之下馬上就帶來問題，你要把非公經濟帶入到投資領域，就得讓人家賺錢才投，不賺錢不投，你不能把賺錢的地盤都占著讓人家來投。
楊書兵：關鍵是內生動力不足， 而且即使國有企業上一些，從危機中快出來了，說得嚴重一些後患無窮。所以我強調改革，強調長遠。總的來說，從長遠來說要推進改革，從近期政策調整來說，比如說明年、後年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給他們創造條件。
另外，對大量的國有企業行為必須約束。它依靠自己的天然優勢，現在說效益好得不得了，那叫什麼效益？我用一下不花錢的資源就製造東西，那同樣也可以賺錢。總的來說，有個國有經濟定位的問題，幹什麼、不幹什麼，而且要明確，要更嚴格，但是看具體怎麼做。第二是國資委，我前幾天跟國資委一個人說，國資委沿襲老經委，經委代企業說話，在改革年代、八十年代是對的，因為要放權讓利。計委是更宏觀的，屁股坐在國家的立場上，但那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前。現在企業有了獨立的地位，你再站在企業的立場上就錯了。但這是很難避免的，因為嚴格來說他們是一體的，國資委是國有企業的頭。這種情況下，必須製定一個東西嚴格約束它。國資委的定位問題跟這些都有關係。這是“國進民退”的問題。
另外，說一下企業兼並的問題。現在應當怎麼看？我們確實有很多落後的企業，汙染嚴重，令人著急。
陳全生：我們城市化率是45%，美國達到42%的時候是1900年，差100年，你得跟100年以前的美國比，那時候是什麼概念，現在比差得遠著呢。
楊書兵：如果我們形成一些大的企業，技術好、力量好，如果非常有效率，這個求之不得。但是，如果我們用傳統手段集中兼並，這樣重組也不是好事情。要充分利用市場機製，讓它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你重點去完善法律，鼓勵公平競爭，約束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