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西：資產形式的轉化問題是很重要的問題，非經營轉經營需要研究。城市創新過程中的信息非常關鍵，各個城市都不一樣，信息問題是共同的。還有你提到科技創新概念不能泛化，很有啟發。
連玉明：我想講點科技以外的話，就是農村與當前城市的創新與發展。我講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關於城市創新與發展的社會背景，主要是當前城市化的問題。現在城市建設與發展進入了非常關鍵的時期，我們的城市化率無論如何今年會突破50%，這是一個事實。在50%這樣的基點上怎麼看待城市麵臨的挑戰？我感到這是很重大的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當城市化率介於40%-60%中間時，是該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期，也是城市病的多發期和爆發期，而50%這個基點更重要，因為它正在定型化社會結構，關係到製度的頂層設計和管理問題。現在看，從40%到50%這個階段，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兩極分化的結構。是不是會定型為這樣的結構，後10年非常關鍵。
第二，我想談談城市創新與發展的社會風險。我們研究城市創新的時候，發現更多的是應對風險問題，我們認為當前5種不穩定因素和9個大的糾紛成為當前主要社會風險。5個不穩定因素包括：一是貧富分化的進一步擴大，吉尼係數0.5已經成為事實；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日益凸顯，並有激化的趨勢，比如通貨膨脹、社會分配不公、貪汙腐敗，這幾乎成為社會共識；三是社會治安形勢相當嚴峻，群體事件和惡性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和惡性事件呈現了上升趨勢；四是仇富、仇權、仇官的社會心理日益突出；五是非傳統問題正在成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脅。
除了這五個不穩定因素，我們最近調研發現還有9大糾紛，也是非常重大的社會風險。包括征地糾紛、拆遷糾紛、物業糾紛、改製糾紛、醫患糾紛、勞資糾紛、汙染糾紛、借貸糾紛、外地人和本地人糾紛。這九大糾紛表麵上看是社會現象，實際上醞釀著巨大的社會風險。比如前幾天北京市同仁醫院出現殺醫生事件，他不是針對這個醫生來的，就是對社會的不滿。
所以，在5個不穩定因素和9個糾紛背後，提出來一些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大家說是“五全兩信”，食品安全、藥品安全、醫療安全、生產安全、網絡安全，這是表麵的，再加上政府失去公信、社會失去誠信，造成了現在最大的社會風險。我覺得這種社會風險可能對未來城市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
最後一點，麵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講政策與績效的評估怎麼辦？如果城市主要是指政府的話，我覺得政府還很難講績效，更多的是講政績。所以從政績來講，我們最近研究一個問題就是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要納入到決策的程序當中。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大家知道有安評有環評，但是沒有網評，我們做的課題就是把社會穩定的風險評估納入到決策程序，要作為政府績效考核的體係當中。第一，要強化對重大項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的社會評估。在重大項目的實施中要更加注重群眾的利益，在重大政策的決定中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在重大改革的過程中要注重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第二，構建四位一體的社會穩定的風險評估體係，特別是圍繞程序、政策、方案、訴求四個方麵。比如說程序中間是合法性，政策中間是合理性，方案中間是可行性，訴求中間是可控性，特別是現在對訴求的評估基本上是不搞的。我們現在搞方案的過程中，每個項目要搞文評，發改委說現在不可能，不是說有了一個項目該不該上？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群眾利益。第三，社會穩定的問題從根本上還是要有一個頂層的製度設計，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社會穩定的長效機製，比如說有通暢的社會流動機製，還有合理的利益協調機製、民意的訴求機製、製度的保障機製、安全的預定機製，這些機製現在都是有問題。
最近我覺得研討會很活躍，種種的研討和猜測是一個好現象，好象回到了1992年左右的氛圍。現在我們研究創新與管理，一方麵要注重內涵，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要一些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
陳文玲：今天的題目是關於城市創新，還有國內外創新型城市基本經驗和教訓，還有一個科技創新。我想從城市創新的角度對科技創新談幾點看法。
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是46.96%，“十二五”期間我們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按照這個速度我們2020年可能達到58%，到2030年會在65%以上，也就是說我們到了2040年城市化率會在70%左右，205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就基本結束了。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像一些小國城市化率可以達到90%—95%。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需要一定的農業耕地，保留一定的農民。這樣中國城市化率到70%就應該基本結束。所以在目前來說，和前33年比，城市化率是降下來了，前33年平均是1.2%，後麵30年城市化率仍然處於高速發展期，城市發展對中國來說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