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心裏沒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屍位素餐”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熹注為淫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五代十國時蜀國的韋莊，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婦吟》，是懷念君王的。
從毛澤東對《詩經》的這段評論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層含義。
其一，毛澤東肯定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從古人的著述總結出“發憤著書”這一創作理論。毛澤東讚同這個創作理論。他說：“心裏沒有氣，他寫詩？”這與西方詩論“憤怒出詩人”是一致的。毛澤東引《魏風·伐檀》詩為例，結論說：“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這與孔夫子“興觀群怨”說的“怨”字是一致的。
其二，毛澤東提出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馬遷說“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這句話曆來很難解，因為《國風》160篇之中有許多怨刺詩、民俗詩、愛情婚姻詩，包括被道學家朱熹之類斥責的“淫詩”，怎麼能說是“聖賢所為作”呢？毛澤東四兩撥千斤地說“老百姓也是聖賢”，這樣就講通了。“老百姓的民歌”，不專指勞動人民，包括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從不在朝做官的小貴族、自由民到販夫走卒。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其三，毛澤東對孔子選編《詩經》的思想做了一些肯定。他說：“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再結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不也是民主嗎？毛澤東在這裏說的“民主”，當然不是現代的政治概念，隻是說孔子很少封建禮教的死腦筋，不反對男女戀愛，也同情和支持老百姓反對“屍位素餐”的統治者。其實在孔子時代，還沒有男女嚴防的禮教。《國風》的詩是那個時代的反映，編選這樣的詩而且配樂，是為了“觀風俗，知民情”，是孔子“興觀群怨”的“觀”字的體現。反對害民、虐民的統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編選這樣的詩篇也能夠對統治者起到諷勸和警戒的作用。
其四，毛澤東不同意朱熹的“淫詩”之說。朱熹的《詩集傳》把《國風》中男女歡愛之詩稱為“淫奔之詩”，他的再傳弟子王柏更進一步統稱其為“淫詩”，掄起板斧從《詩經》中刪除。這是在宋代興起的封建禮教作怪，明顯是基於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家的立場。毛澤東是不同意這種評價的。毛澤東指出《詩經》中收集的有關男女戀愛的詩，有的是“借男女寫君臣”的。雖然從文學批評史上看，在這一點上有爭議，但從《詩經》以後的詩歌創作來看，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借男女寫君臣的比喻模式。況且毛澤東對此也沒有說全部都是，而是說“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見他的評論是非常謹慎和客觀的。
毛澤東對《詩經》的愛好和活用一直伴隨到晚年。在權延赤所著的《紅牆內外》中記載了這樣一則饒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澤東去北戴河開會，姚淑賢當時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列車啟動以後，毛澤東在客廳裏忽然立住腳，對所有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是禮拜六噢，你們還沒有約會？”
大家都微笑搖頭。但姚淑賢聽到這話後，身子一熱，產生出一種溫暖的感覺，那是女兒在父親身邊才會有的感覺，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澤東含著微笑逗趣地問：“跟什麼人約會？”
姚淑賢靦腆地說：“跟男朋友。”
毛澤東著急地說：“哎呀，糟糕。攪了你們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嗎？”
“沒有。”姚淑賢答道，“沒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務，會理解的。”
毛澤東搖搖頭嘀咕著說：“久了會出誤會的，不要因為我而影響你們。”
姚淑賢很後悔說實話，讓主席替她擔心。
晚上，當姚淑賢給主席送去削好的鉛筆時，主席若有所思地望著她，目光一閃，忽然說：
“小姚，你等等。有個東西你拿回去給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會生氣了。”
毛澤東拿出一支鉛筆，鋪開一張白紙，開始伏案書寫，原來是一首古詩。詩曰：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姚淑賢接過詩反複讀了兩遍，大致明白了意思，不由得臉紅，並小聲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們有紀律。凡是帶字的東西都必須上交。”
“你為什麼那麼老實？現在又沒有誰看到，我是不會打小報告的。”毛澤東幽默地擠一擠眼，笑笑，做個手勢，說，“藏起來，帶給他。”
毛澤東書寫的這首古詩，是《詩經·邶風·靜女》中的一章。《靜女》這篇詩，就被朱熹指責“淫奔”，也是要被王柏砍掉的“淫詩”。毛澤東抄下來送給戀愛中的青年，可見他是喜愛這首詩作的。
後來姚淑賢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澤東手書的這首詩交給男朋友看，並講了失約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動，囑咐她一定要好好為毛主席服務。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博士，在談話中說到《詩經》的曆代注疏和“詩無達詁”的問題。他說：“《詩經》是兩千多年以前的詩歌，後來做注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這或許是‘詩無達詁’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