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對於留侯張良的讚語說：“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吾於毛澤東亦然。人字形的短發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致，說話的聲音低而委婉。不過在當時的我，倒還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
在中國人中，尤其在革命黨人中，而有低聲說話的人，倒是一種奇跡。他的聲音實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來又有點背，所說的話我實在連三成都沒有聽到。不過大意是懂到的，所談的不外是廣東的現狀，仿吾在旅館裏早就告訴我們了。
這時正是王明“左”傾路線控製中央的時候，《創造十年》9月出版，10月寧都會議時毛澤東便被解除了紅軍總政委和總前委的職務，被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稱讚在客觀上無異於是一種道義上的支持。
從郭沫若這段話中，是可以明顯看到這樣幾點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確實非常好，甚至可以說是超過想象的好；第二，郭沫若對毛澤東印象之好，是覺得毛澤東不但文靜儒雅，而且為人“謙抑而潛沉”，不大聲說話，不像有些革命黨人喜歡高談闊論，喜歡動輒教訓人，甚至常常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在郭沫若眼裏，毛澤東和他們完全不同，這不能不讓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說，毛澤東和他談話的內容“不外是廣東的現狀”。從毛澤東這麵看，他認為這對剛剛來到廣州的郭沫若無疑是最應該也最急於知道的。而毛澤東和郭沫若剛剛見麵，就毫無保留地向郭介紹廣州當前的情況，也完全是以革命同誌相待，由此也足以顯出他對郭的尊敬和信任。毛澤東告訴郭沫若，從當前的情況看，“中山艦事件”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右翼的動搖性和叛變革命的極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一發展趨勢，他曾經說過：“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隻是想不到事情發生得這樣快。毛澤東在對當時形勢做了科學的分析之後，一再對郭沫若說：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行為，必須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而且，經過事變的教訓，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應該更堅決地和資產階級右派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並且積極地爭取農民和士兵群眾，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次事件，雖然資產階級右派遭受到挫敗，但還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們的可能叛變。他的這些看法在當時革命隊伍中並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觀形勢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當時毛澤東正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覺得讓像郭沫若這樣有名氣的詩人來講講也不錯。過了幾天，毛澤東就專程來到郭沫若的家裏邀請他，郭沫若欣然應諾。不久，毛澤東便親自陪同他去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後來，廣東東山青年會邀請毛澤東、郭沫若去做演講，兩人欣然而往，當場各做了一番演說。
同年7月9日，北伐戰爭開始。當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漢後，國民政府也遷都武漢。不久郭沫若身為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秘書長，又奉命從漢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軍占領武漢三鎮不久，廣州國民政府也遷往武漢。毛澤東在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郭沫若此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據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點“偏重在農民運動方麵”，因而他們之間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個人友誼上也加深了。許多年後毛澤東還在書信中提到“武昌分手”之事，難忘那段革命友誼。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毛澤東參加了“八七會議”，發動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開辟了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郭沫若則參加了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兼宣傳委員會主席，在南下途中入黨，起義失敗後，逃亡香港，後到上海，接著又流亡日本10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才回到祖國。
相互支持與鼓勵
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文化和統一戰線工作，成為國民黨統治區乃至文化界公認的領袖，革命文化運動的旗手。
毛澤東對於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學術研究和曆史劇創作，給予極高評價。郭沫若對黨、對毛澤東也發自內心地熱愛和擁戴。他曾宣稱要做“黨的喇叭”，“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8年1月，郭沫若在贈於立群詩《陝北謠》中唱道：“陝北陝北太陽紅，救救祖國出牢籠。”表達了對黨、對領袖赤誠的摯愛和讚美之情。
毛澤東多次在講話和信件中對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給予祝賀和鼓勵。
1939年7月，郭沫若父親去世後，毛澤東在挽聯中對郭沫若委婉地給予了表彰，說：“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日寇，豐功勒石勵來茲。”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中國文化革命自“五四”起至抗戰分列四個階段，並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第四階段的卓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