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收到郭沫若的曆史劇《虎符》後，請董必武轉交他給郭沫若的電報，表示慶賀：
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賀。
同日晚，毛澤東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又再次稱讚郭沫若，說：
郭沫若在曆史劇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做了此種工作。
信中的“此種工作”，即毛澤東信中所說的：“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因此，毛澤東對他們表示祝賀。
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不但在全國曆史學界，也在革命隊伍中引起強烈反響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
這一年，對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來說，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轉折。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麵勝利，解放全中國的前景已為時不遠。當時，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雜誌社等組織發表一批紀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曆史教訓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勝利時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犯驕傲自滿忘乎所以的曆史錯誤。
郭沫若應約寫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連載了四天。國民黨方麵十分震驚，一些大員指責作者“為匪張目”。郭沫若即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中央日報》還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偏向》的社論，說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鬆”。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熱情讚揚。毛澤東對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視，對其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過高度的評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義。特別是來到陝北後，毛澤東對李自成的事跡表現得更為關心。陝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當地有位名叫李健侯的人寫了一部曆史章回小說《永昌演義》（1926），毛澤東於1942年見到這部書的手抄本，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認真地把它讀完。當然，這是一本寫作比較粗糙、思想認識也比較淺薄的作品，毛澤東對其評價不可能很高。在毛澤東看來，不能把李自成單單寫成一個品德方麵的英雄，要表現階級鬥爭推動曆史進步的主題思想，挖掘起義所蘊涵的曆史意義。現在，他讀到郭沫若關於李自成的分析，發現這篇文章正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評價李自成起義的，當然格外興奮，格外重視。
就在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後不久的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報》又按毛澤東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對以《中央日報》為首發起的對郭文的“圍剿”進行了反擊，說“蚍蜉撼大樹，隻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曆史價值而已”。之後，毛澤東即指示將該文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來從延安托專人帶來的，用陝甘寧邊區產的淡藍色馬蘭紙印的《屈原》劇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當天晚上，他即給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其他許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書致函，感謝他們對自己的鼓勵和鞭策。
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複信郭沫若，全文如下：
沫若兄：
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裏，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曆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隻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誌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麵，不知有此機會否？
謹祝
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毛澤東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延安
山城重逢見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