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8日，在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在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召開了北京婦女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李大釗出席紀念會並作演講，還把大女兒李星華帶來參加這個有意義的聚會。李大釗是會場上唯一的男子，李星華是會場上唯一的孩子，這一景象寄托了李大釗對中國未來社會男女平等的希望。當晚，李大釗在家裏向妻子和女兒詳細地介紹了三八婦女節的來曆，特別是中國婦女的第一次紀念自己節日的會議，和妻子共同回顧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曆史，他希望將來的女孩子能夠獲得真正的解放。
李大釗在家庭中倡導民主平等意識，為家庭成員樹立了榜樣，特別是他對妻子的愛戀和體貼，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領導中共北方黨組織的鬥爭中，相比以往而言是有增無減。在北京居住期間，常有很多各界知名人士及青年學子到李大釗家拜訪。每當客人光臨，李大釗總要向客人介紹自己的妻子，有時還要幫著妻子細心地拉平衣襟。李大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在把自己對婚姻家庭的樸素情懷傳遞給妻子和子女。他對女性和婚姻、家庭的態度，既體現了其對婚姻的忠貞，也體現了其對女性的尊重，民主意識，以及應負的家庭責任，愈加彰顯其偉大的人格，並完全展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女性觀、婚姻觀和家庭觀。
3.對待朋友
李大釗對待朋友無比摯誠，是得到諸多朋友公認的。李大釗不僅在細節上給予朋友以真誠幫助，而且在行為上、思想上深深影響著身邊的朋友。凡是與他接觸過的人，不管是誌同道合的戰友，還是屬於不同陣營中曾經的同窗，都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無人懷疑李大釗作為朋友的摯誠。孫中山稱李大釗是他“真正的革命同誌”和“特別欽佩和尊敬”的人。魯迅曾回憶李大釗給他的印象是“誠實，謙和，不多說話”。在日本期間，李大釗給高一涵留下了“為人正直，急（功）公好義；生活樸素，不苟言笑。與朋友相處，處處推心置腹，肝膽照人，使人望而生敬愛之感”。對於易白沙對李大釗的評價，“是燕趙間豪俠之士，是今人中之古人，忠誠信實，使人永遠愛戴”之語，高一涵也頗為讚成。二人從留日期間的相識，到共事於北京大學共十幾年的時間，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在李大釗等人的勸說下，高一涵加入了國民黨，這正是出於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對李大釗的信任和尊重。章士釗在為張次溪寫的《李大釗先生傳》所作的序中寫到：“蓋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當章士釗加入段祺瑞集團之後，李大釗幾乎沒有從正麵指責批評過章士釗，他深知政治上的分歧是無法彌補的，雖然道不同，但是雙方的情誼依然很深，李大釗沒有放棄對章士釗的妻子和孩子的照顧及幫助。李大釗曾勸說章士釗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遭到了拒絕，而當李大釗為中國革命犧牲之後，讓章士釗開始對對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進行思考。李大釗犧牲後，章士釗悲傷不已。他深有感慨地說：“傷哉守常！我老而無似，誠愧對此宅心長厚之良友已！”在章士釗的心中，李大釗是其忠厚誠摯的朋友。正是李大釗的影響，讓章士釗的後半生走到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成為中共的摯友。
李大釗擁有“容人並存的覺悟”和“自信獨守的堅操”，在日常生活和革命工作中，他能夠嚴格要求自己，“為人謙虛和藹、友善待人，有寬廣的胸懷，容人的雅量，即便意見不合也耐心說服，而不以勢壓人”。李大釗對待朋友的寬容使其獲得了朋友的信任，彰顯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因為其待人的寬容，李大釗結交了各行各界的朋友。李大釗與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同學白堅武在畢業後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白堅武加入了吳佩孚幕中，李大釗並未與其斷交，兩人在一段時間之內保持了頻繁的交往。“聯吳”策略正是由於李大釗與白堅武的深厚的交情發揮了作用。當“二七慘案”發生後，作為吳佩孚幕僚的白堅武顯然已經與李大釗站在了不同的政治立場上，二人就此斷絕來往。李大釗在與胡適的交往中既有尊敬，也有論戰，既容人，又獨立，雖然道不同，也能保持友好關係，以至於《胡適文存》第三卷扉頁上寫有“紀念最近失悼的四位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正是由於李大釗對待朋友的寬容，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贏得了朋友的尊重。
李大釗對待朋友，勝如兄弟，強似親人。他的朋友很多，在這裏主要介紹李大釗和梁漱溟之間如兄弟般的摯友關係。梁漱溟是中國著名學者、哲學家、知名愛國人士，生於1893年，比李大釗小四歲。
梁漱溟曾回憶說：“革命先驅李大釗先生是我的故友，是至熟至熟之友……”不管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李大釗都給予他真誠的幫助，故在梁漱溟看來，李大釗是與他交誼深摯的朋友。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期間，不隻研究如何治學，還很關心時事政治，對新思想和新理論也很注意。李大釗給了他很多便利和幫助。梁漱溟去學校上課，總喜歡到李大釗的辦公室，或者簡單聊幾句，或者隻是找幾份報紙瀏覽，李大釗常常把梁漱溟感興趣的書報遞給他。雙方已經達成了一種默契，李大釗留心於梁漱溟的閱讀習慣，梁漱溟也並無多語。李大釗那裏的《每周評論》，梁漱溟隨手取閱，從不打招呼。梁漱溟認為，雙方在一起很隨意，沒有更多的俗套。這都是基於二人的互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