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科學的，一是從實際出發並結合中國特殊的國情，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二是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條條框框，而是努力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現實環境和現實社會問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途；三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係統的科學體係，“拚上半生的功夫來研究馬克思主義，也不過僅能就他已刊的著書中，把它反複陳述的主張得個要領，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的”。為此，他一直堅持全麵學習、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發展的眼光把馬克思主義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體現出一個共產主義者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求實科學態度。
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初，黨內仔細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為數很少，更不要說較為係統學習馬克思學說。為此，李大釗從1921年1月起，陸續發表了一係列有關社會主義方麵的文章，《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考察》（1921年1月）、《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社會主義實業下之實業》（1921年3月）、《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1921年7月）、《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等。之後，李大釗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於1922—1923年，先後發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桑西門的曆史觀》、《社會主義釋疑》、《勞動問題的禍源》等。特別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1922年2月19日李大釗在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第一次公開演講大會上所作的演講，他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發生的經濟動因，進一步向廣大民眾闡述了如何從經濟上解釋革命發生的必由。在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由於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進行係統研究的極少，特別需要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導師，需要領導層掌握科學的理論。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研究，對於提供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提高黨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極其重要。而他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社會主義製度的論述，對於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奮鬥目標，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李大釗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早期馬克思主義水平最高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仍然很謙虛，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中提道：“馬克思的學說很深奧，我固然不能說了解她，我並且不敢說對於她有什麼研究，不過乘這個機會，同各位談談。”正因為如此，李大釗在對自己的理論學習嚴格要求的同時，也號召黨內更多的人加強理論學習。但從黨內當時的理論掌握狀況來看，“不但真正能夠研究她的很少，甚至關於她的著述，僅僅隻看過一遍的，這樣的人也不能找出”，因此，李大釗殷切期望，“中國將來能夠產出幾位真正能夠了解馬克思學說的，真正能夠在中國放點光彩的，這實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革命實踐中，李大釗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號召在中共黨員、青年學生、工人中進行廣泛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1921年9月，他組織領導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分別在張家口、保定、唐山、秦皇島、邢台等地開辦工人夜校，為開展工人運動創造條件。1921年10月初，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特允許北京大學太平洋問題研究會別置一室，收集一切材料，以供會員參考，即為北京大學太平洋問題研究會開了一間閱覽室。李大釗於1921年11月17日出席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公開活動，並致開幕詞。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公開成立後，主要是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討論會，編譯、刊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論文。1924年初，李大釗派北京大學學生、共產黨員王岑伯回樂亭創辦樂亭中學，開展馬列主義宣傳，培養進步青年，發展農村中共黨組織。上述活動在學生和工人中影響很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
1924年，由於張國燾的被捕，李大釗從北京動身，前往昌黎五峰山，為躲避軍警的偵查，李大釗整日都在屋裏看書寫文章。1924年5月，李大釗的《史學要論》由商務印書館作為“百科小叢書”的第51種出版。李大釗一直把史學領域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宣傳。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開辦了多個農民運動講習所。李大釗積極推薦北方優秀青年參加農民運動講習所，為推動北方革命運動的大規模發展積極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條件。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李大釗把理論學習放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他深知傳播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艱巨性，為此一直率先勤奮學習，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提倡求真的精神，以及科學的態度。“凡學都所以求真……這種求真的態度，薰陶漸漬，深入於人的心性，則可造成一種認真的習性，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作，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工夫。以此態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態度作事，則功業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