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先生認為，現代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為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肩負者，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在經濟發展中都起關鍵作用，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工業化國家，政府的作用和職能一直都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他說：“有效的政府是經濟獲得成功的基礎，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起飛，盡快地趕上發達國家，顯然首要地就是離不開政府的積極領導和參與。但是，政府也不是萬能的。如果政府對於經濟活動幹預過多，卷入過深，則勢必會抑製整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窒息企業的經濟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會阻礙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從戰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不少的政府對該國的經濟發展起過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對該國經濟的不適當幹預，無論是宏觀上的，還是微觀上的，都給本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相當大的危害性，從而成為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阻礙因素。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當地確定政府的職能範圍，弄清哪些事是政府應當做並且可以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應當做並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個人、企業通過市場機製能夠做得到並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們力所不及的領域，如社會經濟體製秩序的建立與維護、宏觀經濟的協調和長遠規劃等屬政府的職責範圍。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國當前的經濟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有重要意義。”
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如何闖過難關，張培剛先生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何在呢？從理論上言，以及從曆史上看，任何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社會，要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必須以政治體製為其先導和保證，始能奏效。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當前這種史無前例的市場經濟體製變革，也必然是這樣，要以政治體製改革作為先決條件。我個人認為，有效的體製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體製問題是發展的一個中心問題。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難的時候，我們越是應該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徹底，問題則會變得愈簡單明了。當然， 改革也意味著權利和利益的調整和再分配，其間的阻力和障礙必然不少，這就需要我們強調改革的代價意識。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不改革或推遲改革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一定要大膽改革，解放思想。”
結尾：張培剛先生在結束這個長篇對話時說：“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僅在經濟上要爭氣，早日擺脫貧困，做到真正振興和發達；而且在學術上也要爭氣，早日擺脫落後，做到真正獨立和繁榮。”
他說：“回想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後期，他和吳於廑、韓德培（張培剛與前兩位被稱為哈佛三劍客，記者）等同窗好友相約從哈佛到武漢大學任教，就是因為受不了長期以來中國由於貧窮落後而被人瞧不起的那種悶氣，義然辭掉國外優厚待遇的工作回到祖國，立誌要為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爭一席之地。不料回國後，由於極“左”路線，曆經坎坷，耽誤太多，浪費了許多時間，此誌終於未酬。在這方麵，他現在特別寄厚望於青年好學之士了。今後主要靠青年學者和好學之士，來繼續為祖國在世界學術之林爭取平等的地位。”
張培剛先生說：“現在正值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變革的偉大時代，破舊立新，可以說到了曆史上的關鍵時刻。我們既不能夜郎自大，自以為是，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都是外國的好。我們要實事求是，取長補短，建立並發展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體係，其中特別是經濟科學。實踐已經反複證明，發展中國家要發展本國經濟，不可能沒有科學的經濟理論作為指導，因而我們的科學工作者肩負重任、責任感重大！現在作為科學的經濟學在中國與前些年相比，有了很大的發展，但這個發展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我比喻它已經上了車，車子開動了，是停不下來的，它會有阻力，會走彎路，有時候會慢一點，但誰也無法阻止曆史車輪的前行。要建立並發展我們自己的經濟科學，任務十分艱巨，亦非一朝一夕或一年兩年之功，而需要數十年乃至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已屆耄耋之年，仍要老牛奮蹄，但我更寄希望於全國有誌之士，尤其是中青年學者和實際工作者，來共同擔負這一偉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