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從哈佛回來，帶著西方經濟學理念回到武大，回到中國，我那時年輕癲 狂，目中無人。我認為當時中國的一批經濟學家的思想“不新不舊”，我走在他們的前麵已經很遠，他們在我的後麵爬行。我甚至在董老師和曾啟賢老師麵前說些讓他們難受的話。我提出對中國的現有經濟學理論和實踐進行全盤重新思考。董老師卻以非常平易的態度對待我，認真聽我高談闊論，在老師看來，這些東西不是那麼好評價的。他們還不斷地鼓勵我多思考，充分表現出了大學者的高風亮節。我後來才知道，老師的那種胸懷是一般人很難企及的。董老師那時才57歲，名聲顯赫，風光無限，能有那樣謙和的胸懷是多麼的不容易啊。越往前走，越令我感動不已。這個時期，譚崇台和張培剛老師也給了我很多關懷。
1989年，我的老師曾啟賢去世。董老師先後寫了一係列文章紀念曾老師，並闡釋曾老師的一些理論主張和思想。
1999年，在曾老師去世10周年之際，董老師又重新寫文章紀念曾老師，寫他的為人，寫他的學術，表現出了一個學者的高尚情操，給我印象極深。曾老師作為我的最好的老師之一，我至今也沒有為他寫過一篇文章，這令我慚愧。我是1989年5月從哈佛畢業的，曾老師此前過世了。我曾答應過曾老師，我要以兒子的身份把曾老師接到美國，把他安排在一個十分舒適、幽靜的地方，讓他研究，讓他思考。然而，這已成了一種巨大的遺憾，常常讓我愧疚萬分。
1989年8月，在我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前後，我在學術上與中國聯係最多的是董老師、張培剛老師和譚崇台老師，許多學術交流都是在這三人之間進行的。
可以這樣說，董老師是我回到中國後交到的最好的師友。
1991年，是我人生的一個很大的轉折點，董老師和厲以寧老師聯合推薦我到北京大學就職，北京大學給我副教授職務，但我沒有接受。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動了一個很大的心願，想在國內組建一個先進的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
1994年，武漢大學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正式掛牌。董老師一開始就對我要做的事情全力支持並傾注了很多心血。中心的第一台空調就是董老師捐錢買的，那時的空調是很貴的，一台要8000多元人民幣。董老師還號召他的學生們都來支持我，鼓動他所有能賺錢的學生給中心捐錢。董老師在有很多領導參加的中心揭牌儀式上說了這樣的話：“在武漢大學的曆史上，經濟學的革命有兩次，一次是1947年張培剛先生從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現在，鄒恒甫從哈佛回來了。”董老師的話在當時給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震撼心靈，終身難忘。
三、樂於助人、敢於直言，我覺得他更像我們湖南老鄉
記者：您和董輔先生在不斷的交往中產生了珍貴的友誼，他虛懷若穀，獎掖後學，樂於助人，您還能為我們講述更多的關於他的故事嗎？
鄒恒甫：在那時，在人們的眼裏，他是中國經濟學的第一高手，但他從不以老師、專家自居。與他談話很輕鬆，遇到什麼問題，他總是說：“恒甫，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由於我了解一些世界經濟學前沿的知識，當時從國外帶回了一些最新的經濟學研究成果，還有很先進的教材，我把這些資料都送給董老師。董老師態度謙虛，總想著別人。這些書籍看過後，他希望通過我送給新一代的人，他總是說，這些好東西不能浪費了。他把那些國外最好的論文和教材都留給了後一代人。
我在國內創辦了第一份全英文版的《經濟金融年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董老師發表講話：“我在中國社科院任經濟所所長的時候，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辦一份這樣的刊物，我沒有辦成，鄒恒甫現在辦成了。”如此謙虛的胸懷，多年過去了，現在想起來，仍然令我汗顏。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進行經濟學的現代化教育的全麵探索和改革，尤其在武漢大學，從始至終，董老師都在關注我實施的改革計劃，他不停地鼓勵我，盡全力支持我。
在一次有國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廳有關領導參加的視察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座談會上，董老師直言不諱：“當高級研究中心還是一棵幼苗時，國內有人想把她扼殺在搖籃中，現在有成 績了，許多人又來摘桃子。”董老師振聾發聵的話語，敢於直言的精神，令我無比欽佩。從許多方麵看，我覺得他更像我們湖南老鄉。
記者：由您組建的由董輔先生出任聯合主任的武漢大學的EMBA中心在國內乃至世界上都有了很大的影響，董輔先生和您一起辦EMBA教育，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