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道德資源的短缺性。誠信應該是公共倫理的道德底線，是每個公民的道德守則，特別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顯得尤為重要。但傳統的“無商不奸”、“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等非理性教條在人們頭腦中的殘留，加之誠信教育的缺失和某些政府官員自身的職業道德素養存在的問題，亦使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損害。
六是製度供給的不足性。目前我國的製度建設存在著兩大“軟肋”：（1）製度短缺即製度供給不足；（2）製度執行失範。在信用製度建設方麵，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製度、完備的信用信息披露製度、公正的信用評估體係、有效的信用監督懲戒機製等出現供給不足的問題。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種集體行動的困境將會使信用環境惡化，政府信用失範也就在所難免。
三、提升政府信用的途徑和措施
政府信用是社會信用係統的核心和支柱，政府應該是遵守公共倫理的典範和表率。如果政府部門和官員政策多變、言行不一、政府采購合同隨意變更，就將加速信用體係的崩潰，加大信用製度建設的難度。所以說“中國最大的信用危機是政府信用危機”不無道理。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指出，政府的非理性行為導致信用危機危害極大。在一個政府信用失範的社會，不可能建立起誠信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政府的有效職能，不可能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構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當前，麵對市場經濟、WTO、信息時代三大挑戰，政府信用建設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覺”成為現實的“政府自覺”，需要在道德和製度兩個方麵加強建設。
第一，加強道德建設是政府取信於民的體現。
政府要把“恪守信用”、“誠信為本”作為社會道德建設的基礎工程來抓，把講信用作為公共倫理的底線。要使公民做到誠實守信，政府首先要做到誠信。政府行政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沒有良好的政府信用道德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行政作風，也不可能出現良好的政府行為。政府信用道德要求強調服務的理念、績效的理念、倫理的自主性、公共精神與責任意識，要求行政機關和政府官員處理好權力與權位的關係，要求在思想、言論、行動、決策上對公眾高度負責，忠實履行崗位職責，遵守行政倫理，不要被“自利性”淹沒了“公共性”，樹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和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從而建構“道德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第二，加強依法行政是政府取信於民的尺碼。
從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為過程也是政府貫徹落實國家法律、法規的過程。要加強政府信用建設，必須實施政府行為法定化，改進行政執法作風、規範行政執法行為，努力實現依法行政。通過“法定化”把權力、利益、責任、監督等各方麵協調統一起來，明確權力與利益的邊界，可以有效製止行政的隨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權力部門化與地方化、地方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製化等不良現象，從而建構“法治型政府”。
第三，推行電子政務是政府取信於民的“陽光舉措”。
要加強政府信用建設，必須大力推行政務公開，要公開政府的行政內容和行政程序，即公開政府的職權範圍、資格條件、辦事標準、辦事規範、危機處理、救濟措施及其途徑；建立政府立法、執法的公開運行機製，消除“暗箱操作”，實現“陽光行政”。要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公共服務，還必須推行電子政務。通過電子政務和建立“政務超市”來有效地節約公眾的時間成本、費用成本和其他一些無法預料的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強政府的行政效率，從而建構“廉潔型政府”和“績效型政府”。
第四，建立信用管理製度是政府賞罰懲戒的依據。
政府不但要加強自身的信用建設，而且要對全社會的信用建設承擔責任，塑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為此，政府應當製定並組織實施貫徹信用原則的法律法規（如《社會信用法》、《公正信用報告法》等）來規範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引導市場主體誠信交易、守法經營和有序競爭；引導與推進建立信用的記錄、評價、公開製度，為社會提供信用信息，使誠信者獲得更多的交易機會，使失信者無機可乘；建立監督機製和懲戒機製，對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責任乃至刑事責任，使受害人得到補償，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大力扶植和監督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的發展，引導他們加強行業自律，同時也要推動企業內部的信用管理製度建設以及完善個人信用製度，從而建構“製度型政府”。
總之，在我國已較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的背景下，必須用科學發展觀來統領，通過深入學習和領會科學發展觀，不斷踐行科學發展觀，才能搞好政府信用的道德建設和製度建設，才能消除現今存在的政府誠信危機，以真正實現政府自覺，把和諧社會的建設不斷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