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麵，首先是糾正了過去史學中對19世紀60年代初革命高潮形勢和70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過高估計。過去蘇聯史學一向把1860年代初稱作“第一次革命高潮”。實際上，真正的“革命高潮”並未到來。從前蘇聯史學中也嚴重誇大了7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實際上，這個時期俄國資本主義仍然處於很低、很落後的發展狀況，完全不能以此為據而區隔出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義與60年代的所謂“革命民主主義”，而把它們放在截然不同的思想政治階梯上。仔細研讀列寧著作，列寧在許多地方是把“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義”一並稱謂的，並沒有在二者之間劃分出明顯的界線來；充其量，列寧隻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對此作過一定的區分，但後來列寧又糾正了過去的提法。這裏，我們自然應當以列寧後來的思想和提法為準繩，這是列寧更為準確的一種表述。
同時，也突出並肯定了列寧後期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價，即稱這位民粹主義營壘的領袖人物是“民粹主義的創始人之一”。過去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學術界總是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作不同於民粹主義者甚至大大高於革命民粹主義者的曆史人物，這是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著作的一種誤讀，也是誇大60年代與70年代經濟發展差別而產生的一種誤解。關於誇大60年代與70年代經濟發展差別而生發的誤解，前麵已經涉及；關於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著作的誤讀，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缺乏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1890年代甚至更早寫作對“民粹主義”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稱謂的應有了解造成的。普列漢諾夫在其著作中甚至說：車爾尼雪夫斯基“從來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頁。，這是在19世紀90年代初（1990—1992年）的特定曆史時期，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說的話。當時隻有“土地自由派”才自稱“民粹主義者”，70年代“到民間去”運動時期的一代革命者則專指“巴枯寧主義者”、“暴動派”和“拉甫羅夫派”等（他們本身有時則自稱“人民派”），革命民主陣營又把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60年代的革命者稱作“遺產代表者”。所以，在當時或後來一個時期，被稱作“民粹主義者”的一批人，是同“遺產”代表者、“巴枯寧主義者”、“暴動派”和“拉甫羅夫派”等截然區分開來的，所以普列漢諾夫才說出這樣的話來。後世不了解這種情況的人就因此發生了對普列漢諾夫的誤讀和誤解。人們對列寧19世紀90年代的著作所發生的誤讀和誤解，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列寧在19世紀90年代上半期登上俄國論壇時，正是民意黨人遭到鎮壓，民粹主義運動麵臨危機，自由民粹主義廣為泛濫的時期。普列漢諾夫在稍前一些，即從80年代起，開啟了對民粹主義的鬥爭。而列寧與普列漢諾夫接踵繼續了這一鬥爭，但列寧主要是對以沃龍佐夫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義”右翼和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義”左翼進行批判的。所以，列寧革命活動之初，其著作中所用的“民粹主義”或“現代民粹主義”，大多係指“自由民粹主義”。那時“民粹主義”一語才出現不久，這一稱謂剛進入俄國文獻當中，列寧將“民粹主義”用來專指80—90年代的“自由民粹主義”是十分自然的。加之鑒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列寧對“自由民粹主義”的批判口吻也比較嚴厲，所以把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民粹主義”完全區分了開來。這是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實際上隨著革命的發展，在1905年革命以後，列寧對整個民粹主義思想體係有了新的認識，自此以後，他徑直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稱作“民粹主義的創始人”，完全改變了早期著作中所說的60年代“遺產”代表者“與民粹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同“民粹主義”的“基本觀點”“毫不相幹”，《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頁。他們“沒有任何民粹派色彩”同上，第400頁。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