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俄國民粹主義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像源遠流長、流域廣袤的伏爾加河水一樣，彙集了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大到小的各種支脈溪流，把各種色彩、各種流派的思想交彙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宏大而複雜的思想的潮流。因此，這股思潮本身就是各色俱陳、五彩斑斕的，它本身就是龐大的、複雜的，不能用單一的思想概念概括。正因為這樣，俄國著名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認為，俄國民粹主義具有各種各樣的色彩和流派，是19世紀下半葉極其廣泛、複雜的一種社會思潮，不僅包含有左翼和右翼，而且包含有斯拉夫主義的和西方主義的民粹主義，還有宗教的和無神論的民粹主義；當然，其中也可區分出社會主義的一翼。他把從斯拉夫派到赫爾岑，從陀思托耶夫斯基到巴枯寧，從列夫·托爾斯泰到70年代的革命家，都統統視為民粹主義，隻是色彩不同而已。
雖然如此，從政治上說，其主流，其實質，還是主張通過傳統農村公社的獨特道路，繞過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思想學說。故此，它又叫“公社（或村社）社會主義”，或“農民（或農業）社會主義”。這是一種由一係列傑出思想家所構建的嚴整的思想體係和世界觀，是關乎近代俄國命運，關乎俄國“走什麼道路”的重大戰略抉擇問題，因此它並不隻是一種“策略手段”、“社會情緒”或者“精神症狀”、“動員方式”等等局部問題。
最近20年，有關俄國民粹主義的研究出現了重要進展。這主要是因為俄羅斯學術界打破了蘇聯時期在這一課題研究中的嚴重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羈絆，敢於正視並揭示曆史真實而引起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下麵一些問題上：
第一，在俄國民粹主義起源、形成問題上，糾正了過去對斯拉夫主義及其與民粹主義關係有關問題的評價。過去，過多強調斯拉夫主義和斯拉夫派的消極麵，把它看作維護沙皇專製農奴製度的反動思想派別。事實上，斯拉夫派屬於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它主張改革農奴製度，主張俄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它對俄國傳統和村社問題有著深入而獨到的見解。過去，學術界隻看到民粹主義與西歐派關係密切，而對民粹主義同斯拉夫主義的聯係卻加以忽略。事實上，民粹主義關於俄國發展道路的“獨特論”，是根源於斯拉夫主義的，因為赫爾岑的村社思想就是從斯拉夫派人物那裏受到啟發而產生的，並不是像過去傳統說法那樣，是從普魯士經濟學家哈克斯豪森那裏了解到的。另外，民粹主義關於對“人民”的信仰，對村社的理想化傾向等，也都與斯拉夫派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鑒於赫爾岑“俄國社會主義”的形成與斯拉夫主義影響有關，過去關於民粹主義形成的時間問題的看法也就改變了。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赫爾岑因經曆1848年歐洲革命而發生思想危機，在此之後才出現對俄國發展前途的新探索，最後才形成民粹主義思想。而由於一些學者對民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關係的上述新認識，作為民粹主義思想基礎的赫爾岑“俄國社會主義”就不是形成於1848年之後，而是形成於1848年之前，即1842—1846年期間——這正是赫爾岑同斯拉夫派密切交往並受其影響的時期。
第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民粹主義的關係問題上，恢複了曆史本來麵貌。這個問題，原本在曆史上是很清楚的。無論在十月革命前和上世紀20年代的一般曆史著作中，還是在列寧的有關論著中，都講得十分明白，車爾尼雪夫斯基在19世紀50—60年代與赫爾岑一起，是作為民粹主義營壘的領袖人物出現的；列寧因此直接把他稱為“民粹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可是，從1928年紀念車爾尼雪夫斯基100周年誕辰時起，特別從1929—1932年意識形態“大轉變”開始，由於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不斷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仿佛他已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差無幾，從而把他拔離了民粹主義，仿佛列寧所說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與“革命民粹主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這裏，甚至也在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同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義者”之間橫上了一道理論鴻溝，仿佛他們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而“製造”這完全不同的理由就是，70年代與60年代的曆史條件仿佛不同了，7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似乎大大發展了，因此70年代的民粹主義就有了不同於60年代“革命民主主義”的局限性。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據俄羅斯學者深入研究，俄國70年代的社會經濟關係同60年代相比，並沒有本質區別，這樣，經過上世紀50年代下半期以來，特別是90年代初蘇聯解體以來的研究，籠罩在上述種種問題上的意識形態浮塵和政治蔽障被掃除了，曆史的本來麵貌恢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