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史實認定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對同一事實的不同解釋，也不排除會發生分歧，甚至激烈的爭論，但其總體目標是澄清史實，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對曆史過程做出正確的和準確的判斷，隻有在這一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觀點方麵的辯論，並逐漸形成不同的學派。由於新的檔案文獻大量地、成係統地湧現，冷戰史研究不得不著力於重構曆史，但也正是由於這些檔案正在不斷地、陸續地被披露或挖掘出來，根據言必有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學術準則，在一段時間內，曆史學家不可能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因此，隻有經過曆史研究者細致地對他們所得到的檔案文獻進行考證和分析，並耐心等待和努力發掘尚未被發現的檔案資料，人們才會把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才有可能獲得一幅越來越接近於真實的曆史畫麵。同時，也隻有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實現理論的升華。
4.在檔案交流和專題研究中盛行的國際合作
冷戰國際史研究國際化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檔案交流和專題研究方麵所進行的廣泛的國際合作。冷戰史研究走向國際化的趨勢，是冷戰結束以來各國檔案大規模開放的現實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領域本身內涵決定的。
冷戰史學者的國際合作首先表現在檔案文獻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麵。凡是參加冷戰國際史的學術會議，各國學者關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誰帶來了什麼新的檔案，會議組織者也經常要求各國學者帶來相關的檔案或信息。休會和茶歇時，會場內外見到的都是學者們在交流檔案資料。這種景象在冷戰史的一係列國際會議上均可見到。有些會議的主旨就在於介紹和推薦最新解密的檔案，如2006年2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會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與亞洲冷戰”，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讓剛剛解密的中國外交部檔案在國際學界亮相。還有的會議則是專門為了促進某一國家的檔案開放，如2000年1月在河內、2003年在烏蘭巴托舉辦的專題討論會，以及2009年6月在威爾遜中心召開的國際會議“印度與冷戰”，都體現了這樣的功能。中國學者積極參與了上述活動，並廣泛邀請國外學者參加在中國舉辦的學術討論。一般說來，冷戰史的學術討論會隻要稍具規模，就一定是國際會議。
冷戰國際史可以納入國際關係史的範疇，但它又不僅僅是研究國際間雙邊或多邊關係，而是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向外擴展，探討某一地區乃至全球的政治、外交、軍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內延伸，分析在已經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國國內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例如中蘇同盟破裂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大改組及中國國內政策的變化，中美關係緩和造成的國際政治格局變動及其對多重雙邊關係的影響，還有馬歇爾計劃、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波匈事件等等，無不如此。因此，在冷戰史研究領域的重大專題研討會，幾乎都無法單獨由一個國家召開，這是導致冷戰史雙邊會議和國際會議頻頻召開、冷戰史學者在國際舞台異常活躍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戰史研究中檔案利用的多國性和綜合性，也要求相關專題的各國學者必須坐在一起討論問題。從形式上看，這種國際合作除了經常或定期召開雙邊會議和國際會議外，還有檔案利用培訓班、雙邊博士論壇、跨國口述訪談等，如威爾遜中心與喬治·華盛頓大學每年夏季組織的檔案培訓班，華東師大和喬治·華盛頓大學連續舉辦的兩次冷戰史中美博士論壇，都極受各國學生歡迎。在某些專題研究方麵，甚至出現了不同國家學者共同參與的國際項目，如威爾遜中心組織的北朝鮮國際文獻開發項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華東師大最近設計的關於社會主義同盟理論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比較研究的項目，都邀請了多國學者參與，組織了國際團隊。此外，華東師大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正在與威爾遜中心商談，準備明年在華盛頓設立駐美國的常設聯絡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