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章 美日同盟與毛澤東的“一邊倒”決策(1947-1952)(2)(1 / 2)

對美日威脅的憂慮促使毛澤東加快與斯大林合作的步伐。早在1947年中國內戰全麵展開時,毛澤東就曾計劃訪問蘇聯。但是,斯大林因為歐洲外交纏身,建議毛澤東推遲訪蘇。1948年4月和7月,毛澤東又兩次向斯大林提出訪問蘇聯,斯大林因為忙於蘇南衝突和蘇美談判,再度要求毛澤東推遲訪問。後來中蘇兩黨同意:毛澤東於1948年11月下旬訪蘇。但是,由於中國內戰進程的飛速發展,毛澤東一時難以脫身。最後,經過協商,中蘇兩黨決定由蘇聯派一名政治局委員來中國,與中共領導人會談。1949年1月3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和米高揚的會談中,中共領導人明確表示了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擔心。米高揚說,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政府已經決定,隻要同日本罷戰言和,就取消蘇中關於旅順口的協定,並從旅順港撤出蘇聯軍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聽了米高揚的話後,都頗感驚訝。他們表示,蘇聯不能馬上從遼東撤出蘇聯軍隊和撤銷旅順基地。毛澤東說,撤軍問題應該等到中國粉碎了反動勢力,把人民動員起來,沒收了外國資本,並在蘇聯的幫助下把國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時再考慮。在談到蘇聯在旅順的軍事基地時,毛澤東希望把蘇聯在那裏的軍事基地暫時保留下來,因為蘇聯可以保衛旅順,防範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等到中國強盛了,有能力自己抵禦日本侵略了,那時蘇聯就不需要在旅順的基地了,就可以從旅順撤軍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清楚地表明,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擔憂是促使他尋求蘇聯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加強中蘇兩黨合作並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毛澤東開始積極配合和響應蘇聯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鬥爭。1949年初,在莫斯科提出的裁軍建議遭到美國拒絕後,新華社於3月18日發表社論,譴責美國是“戰爭挑釁者”。社論指出,美國政府拒絕與蘇聯進行和平談判,拒絕蘇聯關於裁軍、禁止原子武器和管製原子能的建議,積極進行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活動,積極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複活。這一連串的行為,把新的世界戰爭挑釁者的麵目完全暴露出來了。社論說,1945年中蘇為了反對和防止日本侵略而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關於旅順大連的協定,“乃是對於遠東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打擊,和對於中國人民反侵略利益的遠大保證。在中國人民今天和將來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並發展自己的人民民主建設的偉大的勝利的鬥爭中,蘇聯的友誼毫無疑問地是一個重大的極為寶貴的因素”。

1949年夏,蔣介石和菲律賓總統季裏諾舉行秘密會談,討論成立“太平洋反共聯盟”,並計劃邀請南朝鮮的李承晚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參加。中共領導人對這一動態十分關注。他們認為,“太平洋反共聯盟”計劃的出籠是美國一手操縱的,是美國企圖破壞東亞革命的陰謀。7月17日,新華社發表題為“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和遠東人民的新陰謀”的短評,抨擊美國的對華政策。短評指出,“蔣介石、季裏諾和李承晚都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蔣、季的這次會談及其進行中的新陰謀,顯然是由美帝國主義一手策劃的”。在談到“太平洋反共聯盟”的目的時,短評認為,美國策劃組織這個同盟,“為的是想利用這種較不露骨的方式,假季裏諾等傀儡之手,援助國民黨殘餘匪幫作垂死的掙紮”。“太平洋反共同盟”是一個“罪惡勾當,不僅是為了反對中國人民,而且還為了反對菲律賓、朝鮮、日本以及遠東其他國家的人民”。短評最後呼籲遠東各國人民提高警惕,反對美國及其走狗的陰謀。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正式宣告中共在美蘇對抗中將向蘇聯“一邊倒”。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既是中國革命本身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共領導人對他們視為美國威脅的反應。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和對日本反共力量的扶植使中共領導人堅信,以美國為首的反動勢力正在重新聚集力量,摩拳擦掌,磨刀霍霍,試圖用裏應外合的方法,來破壞中國革命。8月22日,周恩來在《〈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中指出:“外國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殘餘,決不甘心在中國失敗。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為著保持在中國的特權及實現獨霸世界的美夢起見,已經公開宣稱,它將繼續協助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從中國人民的統一戰線內部來實現分裂叛變,並配合它所指使操縱的所謂‘太平洋反共聯盟’,從中國外部來實行封鎖幹涉。”在這一時期的另外一個講話中,周恩來譴責蔣介石、南朝鮮的李承晚、越南的保大和日本的吉田是投靠美國的“賣國賊”,甘當美國侵略亞洲陰謀的馬前卒。

麵對美國的敵視和威脅,毛澤東感到,為了防範美國的幹涉和保衛中國革命,他需要一個“好幫手”。這個“好幫手”就是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啟程赴蘇聯訪問,同斯大林商談中蘇合作。在與斯大林討論締結中蘇同盟問題時,毛澤東建議,兩國的同盟條約應該包含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山再起的條款,斯大林表示同意。在隨後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兩國表示要加強“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互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