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美國外交文件表明，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美國對華政策中有一個比較隱蔽，但又十分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利用和擴大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矛盾，破壞中蘇團結，在中蘇關係中打進一個楔子，從而削弱美國對手的力量，維護和擴大美國的利益。不管是杜魯門政府，還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在製定對華政策的內部討論中，都曾把如何分裂中蘇，作為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和政策考慮。由於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同，兩屆政府在具體實施分裂中蘇這一政策考慮時，采取的卻是不同的策略。
對於美國對華政策中離間中蘇關係的這一政策企圖，美國學者已作了不少研究。但是，他們的論述存在著局限性和片麵性，他們有過分強調美國領導人在私下場合的政策考慮的傾向，忽視美國在公開場合對中國革命所采取的敵視立場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本文旨在根據美國最近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文件，追溯冷戰時期美國對中蘇的所謂“楔子戰略”的產生和發展，比較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政府為實施此戰略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並對這一戰略作一評價。
希望中共走鐵托的路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華盛頓對戰後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出現的勢力真空極為關注，因為美國今後在亞洲的地位將取決於何種勢力來填補這一真空。美國領導人擔心蘇聯在東亞的勢力擴展，因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蘇聯已經在中國東北地區擴大了影響。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在歐洲，西歐複興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因此，美國在亞洲發揮作用的能力有限。有鑒於此，美國決策人希望在東亞扶植一個能夠抗衡蘇聯的親美勢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官員曾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指望扶植蔣介石集團作為美國在東亞的代理人，阻止共產黨勢力坐大，維護美國利益。但是，從1948年開始，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迅速發展，蔣介石統治的江河日下，華盛頓對國民黨的信心越來越小。無可奈何之中，美國領導人不得不麵對現實，不得不在對華政策上開始考慮不同的政策選擇。他們覺得，美國不應該把雞蛋都放在蔣介石一個籃子裏，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應該保持靈活性。因此，杜魯門政府在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的同時，也開始物色所謂自由主義“第三種勢力”，並盤算是否能在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上做文章。他們希望挑撥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在中國複製南斯拉夫和蘇聯分裂的局麵，從而使中共疏遠蘇聯，削弱蘇聯在東亞的影響，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美國國務院在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製定中起了主要作用。他們研究了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將會對美國的國際地位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產生的影響。有鑒於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與蘇聯決裂的例子，他們希望中共也能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走鐵托的道路，從而削弱蘇聯陣營的力量。
在美國國務院內，由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牽頭的政策計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認為，蔣介石政權太腐敗無能，失敗已成定局，美國應該以務實的態度對待中國的亂局，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第一步就是和蔣介石政權脫鉤。政策計劃室內的主要中國事務專家是約翰·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Jr.），他深受凱南的賞識。由於凱南是蘇聯問題專家，對遠東事務知之甚少，所以，他在處理和中國有關的問題時，總是聽戴維斯的意見和建議。戴維斯在中國四川出生，父母是美國傳教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戴維斯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並為中緬印戰區司令官約瑟普·史迪威（Joseph Stiwell）將軍服務。在中國任職期間，戴維斯親眼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寫了批評國民黨的報告。他主張美國加強和中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當凱南在二戰結束後籌組政策計劃司時，他首先想到戴維斯，很快把他延攬入內。
戴維斯認為，美國不應該在中國的內戰中陷得太深，應該逐步減少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加強對中國共產黨動向的關注，等待中共和蘇聯的矛盾的出現，並加以利用。他深信，中共完全是獨立製定自己的政策的，沒有對莫斯科言聽計從。凱南基本同意戴維斯對中國局勢的判斷和對中共與蘇聯關係性質的分析。凱南認為，世界上有五個工業和軍事力量中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這五個中心是：美國、英國、德國和中歐、蘇聯以及日本。他強調，中國貧窮落後，不是一個工業強國，並且在近期內也不會成為工業強國，中國要在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炫耀武力的日子，遙遙無期，因此，中國發生的事態沒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他懷疑中共是否有能力建立對整個中國的控製，懷疑蘇聯操控中國事務和未來走向的能力。鼓勵和利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和分歧，促使中共和蘇聯分道揚鑣，是凱南遏製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杜魯門政府的對蘇戰略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