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抵消軍方和國會的挺蔣派在對華政策製定過程中的影響，艾奇遜國務卿在1949年夏天做了兩件事：一是在國務院成立一個谘詢委員會，就中國問題進行研究和提供政策谘詢；二是發表醞釀已久的對華政策《白皮書》。成立谘詢委員會的一個動機是針對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Louis Johnson）成立的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張美國加強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艾奇遜在國務院成立的谘詢委員會，由深得他信任的國務院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 at large）、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菲利普·傑塞普（Philip Jessup）牽頭，所以又叫“傑塞普委員會”（the Jessup Commission）。為了表示谘詢委員會所作的政策分析和建議的學術性和客觀性，委員會的成員都不從國務院內部挑選，而是麵向社會，聘請同中國打過交道的社會名流和專家學者，讓他們以谘詢人（consultants）的身份，參加谘詢委員會的討論。同時，為了強調谘詢委員會重視在中國問題上的兩黨一致，傑塞普還特意邀請了兩位共和黨人士，參加谘詢委員會，並擔任他的助手。這兩位共和黨人士分別是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校長艾佛瑞特·凱斯（Everett Case）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rsdick）。
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的想法最早來自凱南和戴維斯，旨在向美國公眾解釋20世紀中美關係（特別是1944-1949年階段的關係）的來龍去脈，解釋為什麼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沒有危及美國的核心利益，說明國民黨政府的垮台不是由於美國政策的錯誤造成的，而是歸因於中國內部的因素，特別是蔣介石的領導不力。《白皮書》將回擊共和黨對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責難。《白皮書》是一部長達1054頁的冗長報告，在8月5日出版時，還附帶一封艾奇遜國務卿的信。艾奇遜的信概括了《白皮書》的主要觀點，指出蔣介石應該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負責，他指揮不當，總是指望美國來幫他打贏內戰，中國內戰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可以控製的範圍。讓艾奇遜、凱南等國務院官員沒有想到的是，《白皮書》不但沒有平息共和黨對杜魯門政府的批評，反而引發更大一輪抨擊。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麵對其一手扶植起來的蔣介石集團在中國的最後崩潰以及中國革命的勝利，美國領導人是既無可奈何，又不甘失敗。他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所謂鼓勵中國的民族主義傾向及促進中蘇交惡上，希望以此來盡可能地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和影響。10月6-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中國問題圓桌會議，邀請政府外的25名熟悉中國情況的學者、商界人士和退休外交官，齊聚一堂，和國務院官員互動，共同商討美國應該如何麵對中國的變局。圓桌會議由無任所大使傑塞普主持，國務卿艾奇遜沒有出席會議。國務院參加討論的官員有凱南、巴特沃斯、司徒雷登以及各個司的負責人。凱南再一次重申中國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次要作用，他的觀點得到多個國務院官員的讚同。這些官員都強調，北京新政府麵臨的國內問題堆積如山，要花很多年的時間來穩定中國的局勢並重建經濟，因此，它目前沒有能力在國外給美國製造麻煩。在圓桌會議上發言的多數外來學者，都主張美國政府應正視中國現實，結束和蔣介石政權的瓜葛，和北京新政府建立良好關係，開展貿易。不少學者，比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哈佛大學曆史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中蒙問題專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都對美國國內圍繞共產主義威脅的爭論憂心忡忡，深惡痛絕。他們認為，這種為了政治目的而開展的大辯論，毒化了國內政治氣氛，妨礙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理性地製定明智和有效的對華政策。裴斐指出，美國應該采取行動，幫助亞洲發展經濟，而不應該遏製、破壞和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美國一味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會使亞洲所有的民族主義者得出一個結論，即俄國人說的是對的，美國人是帝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