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就宣布承認，成為西方世界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但中英建交談判長期磕磕碰碰，延宕不前，直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兩國才建立起代辦關係。是什麼原因使中英建交談判如此曠日持久，拖延不決？影響英國政府對華關係決策的因素有哪些？英美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有哪些分歧？他們之間在此問題上是如何互動和互相影響的？本文根據英國外交檔案，通過考察英國在承認新中國、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香港“兩航”事件、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衝突等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和反應，來回答上述問題，從而揭示1949-1954年間英國對華政策演變的脈絡。
“留一隻腳在門內”：英國承認新中國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國際地位下降。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首相提出“三環外交”原則，試圖通過與美國、西歐以及英聯邦成員國的關係，來維持業已衰落的大英帝國地位。1945年上台的克萊蒙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工黨政府基本上承認了丘吉爾的“三環外交”思想。戰後，英國外交決策人集中關注的是歐洲和中東問題，相比之下，遠東問題是次要的。如果說，在中國問題上，美國主要是從美蘇冷戰對抗的戰略角度製定對華政策的話，那麼，英國則更多地關心如何維護其在華的大量商業和貿易利益。
盡管英國在華經濟利益已經受到40年代後期通貨膨脹的打擊，但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華資產仍在3億英鎊左右。英國在中國的銀行、工業、貿易、船運等方麵都有廣泛的投資，英國資本特別集中在上海，英國人掌握著上海的電車、煤氣、自來水公司、船廠和許多港口設施。此外，英國在中國擁有的大企業還有開灤煤礦、英美煙草公司等。英國商人對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仍念念不忘。
1945年12月，英國簽署《莫斯科宣言》，保證不幹涉中國內政，承認南京國民黨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1946年6月，中國內戰全麵爆發以後，英國政府除繼續在外交上承認國民黨政權外，對國共兩黨的衝突基本持中立態度。港英當局對中共機構在香港的存在和活動，基本采取合作政策。1948年11月，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對英國路透社記者鮑爾（H.C.Bough）表示，中共對港英當局的合作態度以及英國在中國內戰中的中立政策，感到滿意。
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隨著中國內戰結局的日益明朗，英國政府開始認真考慮中國革命的勝利將對英國在華利益、香港的地位以及英國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所造成的影響。1948年1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指示英國駐華使領館，在人民解放軍占領了他們所在城市後，繼續開展工作，“觀察共產黨的活動”。
12月9日，貝文在議會下院再次重申英國恪守《莫斯科宣言》，不幹涉內政。與此同時，英國外交部中國科起草了一份供內閣討論的有關中國問題的文件。該文件開頭指出，中共已經控製了華北，人民解放軍占領全國“隻是一個時間問題”。接著，文件分析了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將會對英國在遠東地位所造成的一係列政治和經濟影響。
首先，文件指出，中共的勝利將增加日本作為遠東反共堡壘的政治和戰略價值。美國已不再視日本為其安全的潛在威脅，正日益加緊扶持日本，以便在亞洲抵製蘇聯的擴張。但是，美國扶持日本的作法，已經引起英聯邦國家，尤其是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關注。這些國家擔心，日本的複興將對他們的安全造成威脅。因此，文件強調，英國“必須仔細地觀察事態的發展”。第二，中共的勝利將對香港產生影響。文件估計，在英國不可能用強大的海軍和陸軍保衛香港的情況下，香港要保持其目前的地位，將有賴於中共是否認為香港的存在有利於中共的經濟和對外貿易。如果中共認為保持香港目前的狀態有利於其經濟和外貿的話，香港將能繼續存在下去。文件預測，香港將麵臨巨大的難民問題。第三，文件擔心，中共的勝利將大大鼓勵馬來亞的共產黨活動，將對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壓力，並將削弱法國在印度支那以及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統治。
在分析了上述中共勝利將產生的各種政治影響後，文件又以大量篇幅，論述了中共勝利將對英國在華經濟利益所產生的影響。文件估計，在中共政權站穩腳跟以前，其“外貿和商業將處於低潮”。從長遠看，外資的命運將取決於中共對外國商業和船運利益的看法以及對香港的態度。有鑒於這些利益的廣泛性和重要性，文件認為，在一段時期內，中共可能不會加以沒收。最後，文件指出，英國影響中國局勢發展的能力有限，能夠以經濟、軍事實力對抗中共的國家，隻有美國。但是，即使美國加以幹涉，也很難奏效。因此，英國的最佳政策是“留一隻腳在門內”，即“隻要不存在對生命的確實危險”，英國應留在中國，和中共建立“事實上的關係”，並尋找“在中國繼續開展貿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