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美國的態度
二戰結束後，美國曾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指望扶持蔣介石作為美國在東亞的代理人，以維護美國利益。中國內戰爆發後，美國一直大力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但是，從1948年末起，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迅速發展，蔣介石統治的江河日下，美國對國民黨的信心越來越小。無可奈何之中，美國外交決策人不得不麵對現實。他們在繼續援助蔣介石的同時，開始考慮美國和即將獲得全國勝利的中共的關係。
以國務院政策設計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為代表的一批國務院官員認為，貿易和“承認”為西方提供了一個在和中共交往時，可以討價還價、施加影響的機會。西方和共產黨中國恢複貿易關係是保持和中共聯係的“最可行的辦法”。讓中共進口西方石油產品的作法是正確的，因為，這樣中共“可能建立起對西方的依賴關係”。美國官員指望，西方可以影響中共的政策，使中共起碼不成為蘇聯在東亞的工具，從而抵消蘇聯的影響，維護美國的利益。
1949年5月13日，艾奇遜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轉達了美國承認新中國的“三原則”：新中國必須（1）實際控製領土和國家的行政機器；（2）有能力並且願意履行其國際義務；（3）獲得全國人民的承認。隨後，司徒雷登在和南京軍管會外事辦公室主任黃華的會談中，提出了這個承認“三原則”。很明顯，美國並不準備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討論和新中國的關係。美國是要以“承認”來實現其政治目的，即改變中共的立場，要中共“遵守國際義務”，維護美國在華侵略利益和特權。對於美國的這種要求，中共自然是采取拒絕的態度。美國不願放棄其“有條件的承認”政策，中美關係隻能是越來越僵化。再加上，美國國內院外援華集團的壓力以及美國政府擔心承認新中國會鼓勵東南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實際上采取了越來越敵視新中國的政策。
從1949年初開始，英美圍繞承認新中國問題，進行了反複的磋商，雙方的看法差別很大。一方麵，美國不斷向英國施加壓力，讓英國在承認政策上和美國保持一致，不要作出“不成熟的”、“匆忙的”承認決定。另一方麵，英國則反複強調，它在中國有大量的實際經濟利益需要保持，不得不采取和美國不同的作法。至於促進中蘇分裂的問題，英國認為，保持西方在華影響是阻止中國進一步倒向蘇聯陣營的最好辦法。英國官員認為，和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相比，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很小，因此，美國在考慮對中國施加壓力和經濟製裁時很可能顧慮很少。他們害怕，美國對華經濟製裁會促使中共立刻將水電、保險、銀行、商業、船運等行業收歸國有，而英國在這些行業中投資巨大，利益很多。
隨著中國革命日益接近全國勝利，英國越來越傾向於承認新中國，以維護其在華利益，英美在承認問題上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最後，英國政府終於不顧美國的壓力，作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1949年10月24日貝文向內閣建議承認新中國，他列舉了兩個重要理由來說明他為何主張這樣做：第一，英國可以通過和中共開展貿易來維護英國在華利益；第二，在不久的將來，中共有可能和蘇聯發生摩擦，如果英國和中共政權保持正常關係的話，英國就有機會利用中蘇矛盾。隨後，貝文於11月1日致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表示英國打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可否認地控製了中國四分之三的領土。貝文告訴艾奇遜，保護英國貿易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國的門內伸一個腳。知道美國人對他的做法不悅，貝文於12月16日再次致電艾奇遜，就英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不能和美國保持一致，表示遺憾，希望求得美方的諒解。貝文指出，英國想和美國保持步調一致，但英國也不希望失去對亞洲形勢的控製，並且必須考慮英國在亞洲的朋友的意見。他再次強調，對抗蘇聯在中國的影響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讓中共與西方建立聯係，這種聯係建立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