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過去曾答應英國，在采取類似大規模轟炸鴨綠江目標的行動以前，預先通知英國。但美國在6月23日的轟炸行動之前，卻沒有預先通知倫敦，這使英國官員很不滿意。轟炸發生時，艾奇遜正好在倫敦訪問，英國官員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在下院的講話中，艾登要求美國不要再搞這種“突如其來”的行動。美國對鴨綠江水電站的轟炸使英國官員對美國政府的信譽發生懷疑。他們擔心，美國軍方在決策過程中正起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了更好地監視美國的行動，英國政府決定派一個副參謀長去聯合國軍司令部工作。
五
1952年10月，英美在停戰問題上的矛盾又一次尖銳起來。美國在聯合國提出一個重申“自願遣返”原則的提案，並活動二十個國家支持這一提案。後來，印度又提出一個議案，建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在一段沒有確定的時間內，解決未直接遣返的戰俘問題。印度的方案一露麵，就獲得許多國家的支持，原先一些讚同美國提案的國家也紛紛改變態度。英國和加拿大都支持印度的提案，認為這是一個打破戰俘問題僵局的好辦法。但美國反對印度的提案，理由是它沒有明確提到“自願遣返”原則，而且會使不願意被直接遣返的戰俘無限製地滯留下去。美國向英國和加拿大施加壓力，要他們反對印度提案。艾奇遜威脅艾登說，如果英國支持印度，“北約將不複存在，英美友誼也將不複存在”。在美國的壓力下，加拿大讓步了，但英國不願意放棄對印度的支持。英國官員認為，印度作為一個中立國家在亞非國家中影響很大，西方對印度態度強硬隻會把印度推向蘇聯陣營。最後，由於印度方麵作出讓步，在其提案中接受了美國提出的修正意見，才使英美矛盾得以緩解。
艾森豪威爾在1952年的總統競選中獲勝。英國官員非常擔心共和黨右翼以及麥卡錫主義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影響。丘吉爾認為美國新任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太僵硬和輕率，新政府“使戰爭變得更可能了”。
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為了向中國施加壓力，作出“放蔣出籠”決定。英國對此非常不安。艾登對美國官員說，英國對美國的這一決定感到“遺憾”，因為它會“在聯合國產生不幸的政治影響”；此外，它也不會給美國帶來軍事上的好處，無助於朝鮮問題的解決。丘吉爾也向艾森豪威爾表示了他對“放蔣出籠”決定的擔憂和不滿。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蘇聯新領導集體開始在外交上為緩和國際局勢而作出努力。蘇聯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丘吉爾非常興奮，他一直想在他最後的公職生涯中，再作出一些能使他青史留名的事情。緩和東西方關係變成他的一個主要外交目標。丘吉爾對自己的個人外交能力和經驗非常自信，希望再搞一次類似二戰中英美蘇首腦會談的高峰會議。從1953年起，丘吉爾不斷在國內和國際上呼籲西方和蘇聯領導人談判。
盡早結束朝鮮戰爭是丘吉爾尋求緩和東西方關係努力的一部分。1953年4月至6月，艾登因手術住院，丘吉爾直接負責外交部事務。他決定撤銷英國先前作出的支持美國的“嚴厲製裁”聲明的承諾。他認為，鑒於蘇聯已表現出希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跡象，美國再提出這樣一個聲明不利於朝鮮問題的解決。5月4日，英國公使弗蘭克·湯姆林遜（Frank Tomlinson）向美國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阿列克西斯·約翰遜（U.Alexis Johnson）傳達了丘吉爾的這個決定。約翰遜對此很不高興。
為了促進朝鮮停戰談判的恢複並打破雙方在戰俘問題上所陷入的僵局，朝中方麵於1953年4月26日提出新建議：把戰俘的遣返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所有堅持要求遣返的戰俘在停戰後直接遣返，其餘未被直接遣返的戰俘則送交一個中立國，以便對他們的遣返問題取得公正的解決。但美國借口將戰俘送到中立國必須使用強製手段，因而反對送交第三國；同時又以將戰俘送交中立國會造成“不必要的路途跋涉”為借口，提出“就地非軍事化”和“就地釋放”的主張。
為了協商解決問題，朝中方麵於5月7日又提出一個新的方案，即采取美方建議的部分內容，將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留在原地拘留，交由中立國來進行遣返安排。但5月13日，美方代表又節外生枝，提出聯合國軍控製的朝鮮戰俘不應交由中立國來進行遣返，而應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在南朝鮮“就地釋放”。對於美國這一主張，朝中方麵表示反對。
美國在戰俘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使丘吉爾非常惱火。他在議會的講演中批評美國在板門店談判中拖後腿，要求美國和蘇聯談判，盡快解決朝鮮問題。加拿大政府也批評美國的政策。渥太華認為，中國5月7日的方案已經在戰俘問題上作了重大讓步，美國不應再拖延談判。
由於朝中方麵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英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壓力，美國最後不得不改變態度。經過幾次商量後，美方同意將所有未被直接遣返的戰俘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的規定處理。6月8日，雙方終於達成並正式簽訂關於遣返戰俘的協議。至此，阻礙朝鮮停戰談判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掃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