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法建交，此舉震動世界，對台灣蔣介石政權構成一次重大的外交危機。美國約翰遜政府和台灣當局在如何應對中法建交的問題上意見分歧，雙方對危機的不同處理加深了雙方領導人之間的不信任，擴大了美台同盟的裂痕。有關此問題的法國和美國政府檔案已公布多年，中外學者利用法美解密文件對約翰遜政府處理中法建交的經過也做過分析和評論。但是，蔣介石是如何對中法建交這一突發事件做出反應的？他在處理中法建交危機時采取了哪些步驟？圍繞中法建交而發生的美台幕後外交對蔣介石產生什麼影響和教訓？對於這些問題，基於檔案基礎的深入學術論述和分析還尚付闕如。
最近，收藏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對研究者開放。蔣介石日記詳細記載了他對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描述了他在應對法國政策變化和美國壓力時所采取的措施，記錄了他在處理外交危機和大國關係時所經曆的種種複雜的心理壓力和情緒波動，使我們可以深入觀察美台雙方既爭吵又合作的複雜關係，進一步了解他們溝通看法、消除危機、維護同盟紐帶的各種機製。在研究國際政治和外交關係時，準確把握外交決策者的動機和目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當事人的日記往往為後人窺視當事人真實思想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窗口。蔣介石日記為我們深入探討他對中法建交危機的處理，提供了一個史學家夢寐以求的機會。本文首先簡要回顧中法建交的背景和經過，然後依據美國政府檔案和蔣介石日記，詳細和深入地評析和剖決美國和台灣對中法關係正常化的反應，特別是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和美國官員之間的互動、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危機處理給蔣介石帶來的教訓，以求拓展我們對中法建交的國際影響的研究，增加我們對蔣介石外交風格和特點的了解，加深我們對冷戰時期美台關係性質的認識。
美國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美國政府密切關注中法之間的交往。1963年12月16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在巴黎與戴高樂總統會談，雙方談到中國問題。臘斯克強調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威脅，說中國對全球很多地區（包括老撾、印度尼西亞、古巴和非洲）的動亂負責，國際社會不應該放任和鼓勵中國的政策。戴高樂認為，西方應對中國采取接觸政策，而不是孤立和敵視政策，接觸政策更有利於西方利益。他用西方過去對蘇聯采取的接觸政策的經驗來說明他的觀點。臘斯克不同意戴高樂的看法，認為西方過去對蘇聯采取的接觸做法並沒有改變蘇聯人的行為方式，改變蘇聯人態度的原因，不是接觸政策，而是西方的軍事實力。臘斯克還補充說，過去印度對中國采取過“非常友好”的政策，最近日本也對中國表示友好，但這都沒有能夠改變中國的政策。戴高樂毫不退讓，堅持自己的立場。他說，西方過去對蘇聯采取的接觸政策並不是一點用處沒有，印度和日本沒能通過接觸和交流來改變中國人，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資源和能力都有限，不能向中國提供很多東西，而將來如果西方和中國建立關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臘斯克把話題轉向台灣問題說，除非西方放棄台灣，否則中國不會有興趣和西方改善關係。戴高樂對臘斯克的話不以為然，毫不客氣地反駁說，西方應該放棄台灣。雙方顯然話不投機。在談話結束前，臘斯克問戴高樂：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有沒有時間表？戴高樂說，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那是將來的事，將來的事受多種因素製約，不是法國一家就可以說了算。為了不使美國人太難堪，戴高樂向臘斯克保證：法國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采取任何行動前會通知美國。
臘斯克極力勸阻戴高樂不要承認中國的做法表明：他無意改變美國從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就一直奉行的對中國“遏製加孤立”的強硬敵對政策。臘斯克代表了美國政府中對華政策的“鷹派”，但他的對華頑固態度並不被他手下的一些官員認同或接受，在美國政府中還有一批主張對中國采取“遏製但不孤立”政策的“鴿派”官員，他們主要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羅伯特·科莫（Robert Komer）、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國務院遠東事務特別助理詹姆斯·湯姆遜（James C.Thomson，Jr.）、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斯（Adlai Stevenson）、駐日本大使愛德溫·瑞肖爾（Edwin Reischauer）、駐香港總領事愛德華·賴斯（Edward Rice）等人。他們認為：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過於僵硬，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這一事實，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和承認，美國不可能阻止中國最終加入聯合國。美國繼續堅持將中國摒棄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做法，最多隻能是推遲一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事，即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美國的做法隻會加深美國和盟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有鑒於此，美國應該修正對華政策，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改變“遏製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製又接觸”的措施，即美國要繼續遏製中國的擴張行為，但同時與中國保持對話和接觸，以此來引導中國向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他們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方案，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保留“中華民國”的席位；減少對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的限製；鬆動美國對華出口限製，特別是取消在食物和藥品方麵對中國的禁運。他們認為，采取這些新措施的好處有三個：第一，美國可能減少中國對美國的敵意；第二，美國可以緩和與盟國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第三，美國可以向國際社會表明：美國在改善中美關係問題上已經做了努力；如果中美關係仍然緊張，那麼，責任不在美國，而在中國，是中國不可理喻，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