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使”賴特在得知薩萊德給台灣的通知後，緊急會見嚴家淦和沈昌煥，要求台灣在同美國磋商前暫不做與法國“斷交”的決定，稱薩萊德的通知隻是口頭的，台灣應該向法國索取正式書麵通知。但嚴家淦和沈昌煥回答：薩萊德的通知“清清楚楚，明白無誤”，沒有必要再去向法國要書麵通知。蔣介石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既然法國已走到這一步，他感到他已不能再按美國人的要求忍耐下去。他在日記中描述了他最後下決心與法國“斷交”的理由：如果他在與法國“斷交”的問題上再猶豫不決，“不僅為法國不齒”，而且將使“美國認為有‘兩個中國’可能”。念及美國大使在此問題上總是“糾纏不休”，蔣介石憤憤地寫道：“美國卑劣外交尤甚，”“美國此種醜態與帝國主義之欺壓手段，殊為可痛可恥，更可證明，此次中法絕交，法國乃全對美國為仇所致。我如不決心當時即與絕交，則戴對我之自尊心亦即喪失，或其反惱羞成怒，而亦蔑視我人格矣。自覺與法主動絕交，不僅能係持國格，而且因之打破美國‘兩個中國’之陰謀，故雖失猶榮也。”
至此，臘斯克也不得不麵對中法建交的現實，停止再對蔣介石的政策說三道四。他在2月12日給賴特的電報中非常無奈地說，他和賴特一樣，對蔣介石最後還是決定與法國“斷交”一事“感到遺憾”；由於蔣介石最終沒能讓法國承擔“斷交”的責任，也就“失去了獲得策略手段上的最大利益”的機會。有鑒於此，再和蔣介石討論這件事已經沒有意義了。但臘斯克要賴特在適當場合提醒台灣方麵，美國對台灣在決定與法國“斷交”前沒有同美國全麵磋商的行為是不滿的，台灣的行為將不利於美國今後在“維持‘中華民國’國際地位時做出最大的努力”。
結論
中法建交在美國構建的圍堵中國的防波堤上衝開了一個缺口。美國官員非常擔心法國承認北京所產生的示範效應，害怕西方盟國以及非洲的新興獨立國家紛紛效仿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堵住大壩上的缺口，約翰遜政府一方麵敦促盟國不要步法國的後塵，另一方麵，壓蔣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中法建交對美國遏製中國政策的負麵效應還表現在它使東南亞條約組織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法國是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但它和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卻越來越意見相左，再加上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另一個成員巴基斯坦也越來越希望和中國改善關係，因此，到1964-1965年左右，東南亞條約組織在約翰遜政府的亞洲政策（特別是越南戰爭升級）製定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圍繞中法建交的爭端充分暴露了美國與盟國（特別是加拿大和日本）在對華政策上已經漸行漸遠，美國已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精心布置的封鎖和孤立中國的國際陣線。實際上，就是在美國政府內部，圍繞是否繼續執行原有的對華“遏製加孤立”的政策，還是采取對中國“既遏製又接觸”的新步驟，意見也不一，分歧也很大，約翰遜總統本人在這個問題上就表現出矛盾的心態。在約翰遜政府內部後來討論對華政策時，常有官員用法國承認北京的先例來說明美國應該調整對華態度了。可以說，法國承認北京為日後尼克鬆政府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做了鋪墊。
約翰遜政府對中法建交的反應還清楚揭示，製造“兩個中國”是美國應對政權日益穩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台灣海峽分裂現狀的一個既定考慮。蔣介石和美國的矛盾核心是“兩個中國”問題。白宮處理中法建交危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派遣私人特使，利用蔣經國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用“走後門”的方法，來接近和說服蔣介石。
蔣介石自始至終負責對中法建交危機的處理。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蔣介石日記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中法建交。他這一時期的日記表明，中法建交是縈繞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煩心事，他為此經常是朝思夜想，煞費苦心。他獨斷專行、事必躬親的行事風格表露無遺。他不管大事和小事，一概過問，不分瑣細，大到總體方針的製定和調整，小到給戴高樂複信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插手，親自過問，親自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