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州會議上，胡誌明和武元甲雖然同意周恩來的觀點，但身在日內瓦的範文同卻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他對“七·五文件”有抵觸情緒，認為該文件提出的談判方案對越南革命不利。他主張以十四度線或十五度線作為軍事分界線。由於範文同思想沒有轉過彎，所以他遲遲不按“七·五文件”的指示向法方提出新建議。而孟戴斯-弗朗斯6月17日組閣時許諾的“4周內若實現不了和平便辭職”的最後期限已經越來越近。美國在尋找機會破壞日內瓦會議，法國的主戰派在施加壓力，談判隨時可能破裂。
7月9日，周恩來抵達莫斯科。次日，與蘇聯領導人交換對日內瓦會議的意見。鑒於美國正千方百計地拉攏法國的主戰派，對孟戴斯-弗朗斯施加壓力，企圖破壞日內瓦會議，中蘇雙方一致認為：應該提出公平合理的、為法國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簡單明確的條件，排除美國的幹擾和破壞，爭取迅速達成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當晚，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劉少奇並轉胡誌明，介紹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情況，並指出：“現在從各方麵看來，以十六度為界，再加上土倫港供法方暫時使用和九號公路容許老撾進出的條件，是大體可以達成協議的。”
7月12日下午，周恩來回到日內瓦。他立刻召集中國代表團開會，聽取留在日內瓦的代表團副團長李克農的彙報。李克農介紹了範文同對印度支那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後，張聞天說：範文同在思想中對越盟的力量估計過高，特別是對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估計過高，認為越盟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法軍很難再打下去，所以不肯作讓步，總想要法國多作讓步。張聞天還批評範文同有“印支聯邦”的思想，說他不善於區別人民革命與民族解放鬥爭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鬥爭。張聞天指出：“革命是不能輸出的”，用越盟的外來力量在老撾和柬埔寨進行人民革命是不行的，隻有靠本國人民的自覺自願起來革命，趕走法國帝國主義和推翻王國政府，革命才能成功。張聞天建議周恩來好好做範文同的工作，弄通他的思想，推動談判前進。周恩來表示：他同意張聞天關於“革命不能輸出”的觀點，並支持張聞天對範文同“印度支那聯邦”思想的批評。
老撾和柬埔寨的抵抗運動代表是作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持越南護照，去日內瓦參加會議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中的老撾抵抗運動代表是諾哈（Nouhak），柬埔寨抵抗運動的代表是梅福（Mey Pho）和高莫尼（Keo Moni）。會議剛開始時，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主張由這些抵抗運動人物代表老撾和柬埔寨出席會議，但越方的建議遭到西方國家的反對，他們力挺老撾和柬埔寨王國政府派去的代表。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放棄其原先主張，願意同老撾和柬埔寨王國政府的代表談判。當時，亞洲的很多中立國家，包括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也反對越南用控製老撾和柬埔寨的抵抗運動的方法來控製那兩個國家，反對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做法。
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國領導人對越南領導人“輸出革命”和“印度支那聯邦”思想的批評，表明中越雙方對印度支那戰爭結束後該地區戰略格局看法的分歧。就像法國殖民當局一貫將印度支那三國視為一塊完整和有機的戰略區一樣，越共領導人長期視印度支那三國為一個完整和統一的革命區。1930年，胡誌明成立共產黨組織時，稱他的黨為“印度支那共產黨”，而不是“越南共產黨”。“印度支那共產黨”負責領導和組織印度支那三國的革命運動，黨內下設老撾和柬埔寨支部。1945年11月，出於鞏固新生政權、贏得其他黨派支持、爭取國際承認等多種原因的考慮，胡誌明暫時“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而另行組織“印度支那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原黨組織轉為底下活動。1951年，胡誌明恢複他的黨的公開活動，改稱越南勞動黨，原印度支那共產黨中的老撾和柬埔寨支部分別獨立出去。雖然胡誌明的黨不再叫“印度支那共產黨”，但它仍在實際操作中控製和指導老撾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共領導人認為：一個國家的革命應該植根於本國自己的土壤，應該依賴本國民眾自發的革命願望，而不是依賴外來的革命輸入。他們不讚成越南包辦代替老撾和柬埔寨的革命。他們實際上認為：越南在處理老撾和柬埔寨問題上，犯了“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抵製越南操縱和控製老撾和柬埔寨的作法，是導致日後中越關係惡化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