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得知事故發生的具體過程，因為跟他一起去的另一個技術人員被他們長方給藏起來了，不讓我們見麵。
“他死了以後，家裏就來了一堆人，他的爸爸、媽媽、兒子、妹妹、表哥、叔叔。廠方要求他的親屬過來的，廠方安排他們住宿吃飯。還加上本來就在東莞這邊打工的他的幾個表弟。”
（第一天）
“我過來之後，有一個部門經理正好就在賓館那裏和家屬談這個事情，他說補五萬塊錢就很好了。我當時就說：‘補五萬塊錢太少了，也不合理，人的生命是沒有價錢的，你們給五萬塊錢就想了事，那是不可能的。’
“當天晚上，我們就把我們要求的補償列了出來：
*他兒子現在11歲，還需要上7年學，需要多少錢；還有他18歲之後上大學的錢，我們也要算下來；
*然後就是他父母。他父親59歲，差一歲到60歲，社保就不賠；母親差三個月到55歲，社保也沒得賠。我們按照他父母可以活到75歲這樣算的生活費；
*還有是他妻子的撫恤金。在《工傷條例》裏麵沒有妻子這一塊補貼，因為她自己沒有喪失勞動能力，她自己可以勞動。但是我們覺得至少從精神傷害角度要給她一些撫恤金。
我們把這些寫到一張紙上，一共加起來大概有八十萬。”
（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去廠裏。廠方請了他們一個法律顧問過來，法律顧問說：‘這個事情你們可能不了解具體情況，死者他在工作當中是操作違規了，具體的的過程我們不想再提了，反正他就是違規了。’
“我說：‘這樣啊。不過呢，雖然我不是很懂法律，可是我也看過《工傷條例》，不管是他是否違規，還是機器發生故障，在《工傷條例》裏麵都是無過錯責任。’
“我這樣說了以後，那個法律顧問就說：‘還有一點，《工傷條例》說了，我們廠方是買了社保，所以廠方是可以不用再賠償的。’
“我就說：‘《工傷條例》也沒有說廠方就不賠；它也並沒有寫明，廠方不需要再承擔任何責任。畢竟王開達在你們這裏幹了這麼多年，他對你們廠裏做出的貢獻難道就值這麼一點點錢嗎。而且他這個人就是在這裏沒有了，那你們廠方難道就一點責任就沒有嗎！”
（第三天）
“這一天，廠方的關鍵人物都沒有出現。一個廠裏的經濟顧問在那裏跟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話。他說：‘我是學經濟的，工廠都要講究成本核算的。如果廠子垮台了，大家都得失業。你們想要廠裏給一個人賠償那麼多，如果再出事故，那廠裏怎麼能夠承受得起。’
“我說：‘我不懂經濟，但是我認為，你們的成本核算不應該算工人出事以後的賠償，你們應該算如何加強工傷預防，在預防上投入到位，就不用花大價錢進行賠償了。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是無法衡量。人都沒有了，你跟我算什麼經濟賬呀。’”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然後等一天沒有消息，等兩天也沒有消息，就說他們在討論。我們天天在賓館裏等，吃飯也不給我們錢了。廠方支付的賓館費用押金也已經不夠了，他們也不來支付。到了第三天，一個部門經理過來說：就給10萬，不會再多給了，這個是最大限額的一個數目了。”
（第七天）
“已經是臘月了，要過年了，這種形勢對我們很不利。
“王開達這個人平時工作特別勤奮，和工友的人際關係也很好。得知他死了之後，工人自發性的捐款就捐了兩萬塊錢。沒有任何人說提出要捐款，就是工友自發的，這個人一百、那個人兩百的。有一個工友給王開達的老婆發短信說：‘明天要出貨，後天全廠就要吃團圓飯。’吃團圓飯就意味著要放假了。這樣可不行。我們馬上商量對策。”
（第八天）
“我們研究了整個廠區的情況。廠區是封閉的，有三個鐵門，電動的那種。我們就叫兩個老人一個人守一個門，母子兩個守正門，就站在門那裏，不讓出貨。死者的兒子就抱著父親的遺像跪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