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9章 附錄(1 / 3)

一、東亞均勢的曆史和未來

均勢是什麼?簡單地找來一條百度的解釋:均勢即balance of power,指的是兩個或多個個體處於平衡狀態的一種情況,可以用於許多學科中。在現代國際關係體係中,均勢指的是沒有一國處於優勢地位或能對其他國家發號施令的狀態,是與霸權相對而言的一種國際體係,是國家間力量對比的一種暫時的均衡狀態,又稱勢力均衡,而努力建立和維持這樣一種狀態的戰略或政策即為均勢理論或均勢政策。而均勢作為一種政策,是基於兩個基本假設的,即國際體係是無政府的,以及國家認為獨立比權力更重要。對國家而言,要實現均勢通常有兩種手段,即增強自身的實力,或者與他國結盟。在近代史上,均勢原則一度指導了歐洲國際關係的實踐。

馬漢引用過著名的英國曆史學家斯塔布斯的觀點:“不管如何定義均勢,也不管在哪些強國之間有必要保持一種平衡以使弱者不至於為強者壓垮,均勢是將現代歐洲曆史的情節串接起來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個世紀中最重要的觀念。不管上演什麼戲劇,均勢永遠是情節的鑰匙。”

均勢是一個西方政治的概念,強調對抗性和各組成單元的獨立性;但是就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來說,這並不符合東方的思維,中國也不過在古典主義時期或者近代以來,均勢才擁有上演的舞台。但是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論家一般認為,均勢是和平的保證,挑戰均勢就是威脅和平;但是他們絲毫沒有顧及,曆史上形成的均勢始終是對海上人有利;而且,對於東亞來說,對抗性的均勢政策在曆史上始終不是主流,甚至根本沒有市場。直到現在,西方似乎總希望把均勢強加給任何地區,而不管當地國家和人民是否需要;至於形成均勢之前的劇烈衝突,幾乎可以理解為是西方刻意製造的,強行給與的或者親自操刀的。

當我們運用均勢的觀點來觀察東亞近代史的時候,顯然也是“情節的鑰匙”之一。中國近代直至解放前奉行的戰略隻有所謂的“以夷製夷”,就是構建各列強的勢力範圍於中國大地的均勢,苟且偷安,對於所謂的“國際公理”寄望甚大;但是在構築均勢的過程中,卻是一次又一次血腥的戰爭。而每次均勢帶來的和平之短暫,不妨說是下一次戰爭的籌備。

甲午戰爭:

到了十九世紀,中國的好日子到頭了。在此之前,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已經占據或者征服了所有的大陸,這次,他們齊聚在中國的大門口。鴉片戰爭撬開了中國的大門。

甲午戰爭是兩個後發國家之間的戰爭,戰爭結果使得中國放棄了對朝鮮的義務,退出了東北亞的舞台,從此以後中國身為東道主卻隻能淪為看客或者傀儡,一直到朝鮮戰爭為止。

對於日本來說,北收朝鮮,南割台灣,已經對中國大陸完成了典型的鉗形攻勢,它的“大陸政策”跟俄羅斯的遠東政策(所謂的“黃俄羅斯”)是迎頭相撞。戰後東北亞的主要矛盾已經是日俄之間的事情了。

對於俄羅斯來說,由於在侵華過程中獲利甚大(霸占廣袤土地,搶占勢力範圍,以及修建中東鐵路),同時在戰略層麵其越來越接近暖海區和不凍港,受到日本背後的海權國家格外的嫉恨。

戰後緊接著發生了“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無疑是德國慫恿俄羅斯在遠東擴張,緩解歐洲的法俄聯盟對於德國的壓力。日本被迫吐出了勝利果實,對俄國恨之入骨。

此戰之後,中日勢成水火;不得不指出,美國在近代中日關係的演變中扮演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光彩的角色,直至今天依然。

“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發生之後,清廷滿朝文武對俄國感恩戴德,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好感(這種好感持續了很長時間,並在蘇聯時期得到發展),紛紛上書希望“遠交近攻”抵禦日人;但是俄國人無利不往,庚子事變之後,俄國居功自傲,要挾滿清圖謀東三省。但是顯而易見的是,中國這塊肥肉,其他列強豈容俄羅斯一人獨吞?此舉遭到強烈抵製。楊儒作為全權大臣,拒不畫押,客死異鄉,其子自縊而亡;李鴻章也死在這件事上;弱國外交,備感淒涼。後來英日結盟,此事不了了之。

曆史證明,近代兩個依托於領土控製的國家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最大。

日俄戰爭:

甲午之後,日俄在朝鮮問題和東北問題上已經勢成水火;同時英國一方麵擔心俄羅斯不斷擴大勢力範圍,遲早有一天會威脅自己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另一方麵擔心西伯利亞鐵路和中東鐵路及支線會嚴重損害蘇伊士運河給英國帶來的繁榮,更重要的是英俄在中東和中亞(阿富汗)衝突不斷,英國急需在另一個戰場給俄羅斯造成打擊,緩解其他戰場的壓力。

1902年英國和日本簽訂了《英日同盟條約》,明顯針對俄羅斯;日本得到倫敦金融中心融資便利和軍事技術支持,加緊備戰,戰爭不期然爆發。

日俄戰爭是一場影響世界均勢的戰爭,對整個歐亞大陸都有極大的震動。

對於日本來說,日俄戰爭奠定了自己的強國地位和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從此國運當頭,一日千裏,這樣偉大的勝利,不能不說是對後發民族的一個重大鼓舞。如果小日本懂得用一個世紀的時間消化這些勝利果實,中國的前途就非常暗淡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認為日本也很難消化台灣,因為占據台灣使得西方國家很難通過西太平洋進入中國,嚴重侵犯了西方在華利益。在二戰期間,美國甚至要走印度洋方向才能援助中國,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次戰爭不但使得俄羅斯退出了東亞的競爭,全麵收縮,還在國內引發了革命,同時在歐洲同行眼裏已經不再被視為一等強國;最重要的就是,如同克裏米亞戰爭一樣,俄羅斯再一次被海洋拒絕。

“英國以一種近乎直接的方式幫助德國卸去了俄國對其的壓力,因而使德國可以將更多的財力投入到海軍的擴張之中”。這無疑給當時歐洲如火如荼的英德矛盾又加了一捆幹柴。

對於英國來說,雖然俄羅斯的戰敗使得英國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壓力得以舒緩,但是德國的收獲證明其發動日俄戰爭不但於事無補,反而使得英國必須麵對德國更大的挑戰。戰後英國跟法俄聯盟迅速達成了和解,一戰的格局初步形成。

對於美國來說,調停日俄戰爭使得老羅斯福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美國人第一次獲得此獎項,這位精力旺盛的馬漢信徒,篤信強權政治的美國總統獲獎是對和平獎的諷刺)。在老羅斯福的安排下,精疲力竭的日本取得了有限的勝利,從而維持了東亞的均勢;同時大力推銷了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貌似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戰後日俄迅速和解,在遠東抵製美國的門戶開放,讓美國人意識到他們的時代還沒有來得那麼早。

至於東北大地的中國人民,據當時著名的《東方雜誌》雲:“吾中立國之民生息於其地者,擲生命數十萬,死亡之數,過於兩軍。”了解日俄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此後的一次戰爭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的主要戰場其實在歐洲,被稱為世界大戰,似乎還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但是日本乘列強在歐洲大打出手無暇東顧之時,在東亞大肆擴張,不但全盤接手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且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導致東亞均勢完全失衡。但是日本這種做法,與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背道而馳,嚴重威脅了美國利益,戰後美國當然不會置之不理。

華盛頓體係中的《四國條約》,美國迫使英國出賣了日本,埋葬了英日同盟,為美國掃清了稱霸東亞的最大障礙;《五國海軍條約》,使得美國公然取得了跟英國一樣的海軍規模,宣告了大英帝國海權的瓦解,同時壓製了日本海軍的發展,導致日本耿耿於懷;《九國公約》,遏止了日本在一戰期間對中國大陸的壟斷權,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成為了主流。日美矛盾已經上升為東亞的主要問題。

華盛頓體係以美國的勝利告終,從此美國成為東亞均勢的一個決定性的組成部分,甚至成為類似大不列顛之於歐洲大陸的角色(當然獨立的中國是歐亞大陸東部的完整板塊,與四分五裂的歐洲大陸不同)。

對於《九國公約》來說,我認為,與其一隻狼,還不如放一群狼進來。以夷製夷也算均勢思維的一種。否則以中國的貧弱,一隻狼更加難以對付。

“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眼前目標就是阻遏其他國家沿著有四億消費人口的中華帝國的邊境地帶發起的推進”,從這個角度來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國的主權;但是“美國或任何支持門戶開放主張的國家,都承認中國的完整,這並不是出於慈善動機,而是因為它對於中國市場的完全開放至關重要。”美國在大陸保護主義下精心維護了自己的民族市場和民族工業,等羽翼豐滿的時候,卻要求其他弱不禁風的民族國家如中國實行所謂的“完全開放”,居心昭然若揭。這也是美國這個後發的殖民國家的一貫伎倆。等美國進一步壯大的時候,它也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棄門戶開放主義,就好比當年放棄門羅主義一樣。

曆史同樣證明,對於貧弱的中國來說,狗咬狗的時候,才是中國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是一場真正全球性的大規模戰爭,就東亞而言,日本再一次尋求獨霸東亞的機會,但是如同德國一般的兩麵作戰的不利局麵,使其被徹底打倒,戰略空間被壓縮到明治維新時代。

俄羅斯重新返回東亞參與競爭,並且拿回了從日俄戰爭喪失的所有利益(包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但是不久之後又因為中國的抵製而不能持久),按照俄羅斯的性格,長期盤踞不去是它的特點。

南中國和印度支那、爪哇的英法殖民勢力被日本被徹底驅逐,美國堂而皇之地取而代之(為此在大戰中不惜犧牲菲律賓)。美國獲利最大,一舉奠定世界霸權。

中國由於她的貧弱以及無法在戰爭中獨立收複失地,使得中國空有戰勝國之名實享戰敗國待遇,在東北尤甚。而改變這個極為不堪的現實隻能交給後來的朝鮮戰爭。

中國統一戰爭:

國民黨搶先一步,在不斷鞏固“中美傳統友誼”的基礎上,於1945年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承認外蒙古獨立和出讓東北利益為代價,換取了蘇聯承認國民政府和放棄支援共產黨等利益;不過實際上蘇聯的這些利益都是拜雅爾塔之賜,國民黨不過是悲哀地爭取到了簽字畫押的權利而已。事實上,這個條約使得中國再也無法收回外蒙古,而且為了東北,中國人民不得不在新中國成立一年之後又重新踏上戰場。

國民黨輸就輸在了東北。東北是蘇聯心目中當然的勢力範圍,決不容許美國勢力進入之;國民黨挾美自重是狂妄,忽視蘇聯底線是幼稚。最後中國共產黨占得先手。

中國統一的偉大意義在於,1949年之後基本維持了大國版圖,貌似毫無盡頭的國運頹勢戛然而止。中國“赤化”以及“一邊倒”之後,歐亞大陸的東部已經毫無均勢可言。這才是美國在台灣海峽和朝鮮戰場以及後來的越南戰場上歇斯底裏的關鍵。

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了。別的不說了,美國參戰的目的是什麼?

當時是冷戰背景,蘇美都一心要鞏固雅爾塔體係下的勝利果實,在彼此勢力範圍的結合地帶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但是斯大林在歐洲不敢跟美國公然攤牌,在土耳其和伊朗的擴張都被美國逼退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又被自己的“親密盟友”抵製,不免有找平衡的衝動和需求。眼看著中國大陸“赤化”了,美國沒什麼反應,朝鮮又不在艾奇遜劃分的保護範圍,動動手腳應該沒什麼問題,釜山等不凍港又可以彌補丟失旅順的代價。事實上就是蘇聯被迫同意簽訂中蘇新條約、被迫放棄東北利益這段日期(1950年初),斯大林對於啟動朝鮮戰爭的問題就鬆口了。當然美國咄咄逼人的馬歇爾主義,也是斯大林開辟遠東戰場的理由之一。

但是美國顯然不能接受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杜魯門政府由於丟失中國,天天被美國國會罵得狗血噴頭;此時喬治·凱南著名的“長電”發揮作用,麥卡錫主義的幽靈也已經浮出水麵,堅決遏製共產主義擴張企圖的戰略成為了美國的主調。美國當然有誇大共產主義威脅之處,後來在越南問題上誇大得更加厲害。當外交和戰略被意識形態衝昏頭腦的時候,政策本身就變得盲目,除非意識形態也是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於中國來說,新中蘇條約的簽訂,並不意味著東北的民族利益已經馬上恢複(可以對比中蘇新舊條約的內容)。中國靠談判在紙麵上取得的利益,必須在戰場上證明自己有資格擁有之。

仁川登陸之後,聯合國便投票決定美國軍隊的目標就是統一朝鮮。但是統一朝鮮就行了嗎?據尼克鬆回憶:“麥克阿瑟無論談到什麼問題幾乎總要提到亞洲。有一次他對我說,如果當年在鴨綠江邊他有五十萬國民黨軍隊,他就會把中國一分為二,一舉改變世界的力量對比。但是這種時機已經一去不複返。”①。

原來如此。當然以美國的實力,的確可以通過發動全麵戰爭(比如戰略轟炸中國東北,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取得可能存在的勝利(雖然當時蘇聯在原子彈方麵取得了突破,但是無論是數量還是載具,都不能跟美國比較);但即使在東亞取得勝利,可以彌補在歐洲和中東可能存在的失敗嗎?麥克阿瑟雖然天生戰將,但是其政治頭腦與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相比,隻能用“幼稚”來形容。美國國力顯然是強大的,但是遺憾的是還沒有達到無窮的地步。

通過朝鮮戰爭,中國埋葬了雅爾塔體係中給予中國的不平等內容,宣告了中國完全有資格決定自身乃至東亞事務。1952年,中國完全接手中長鐵路,1955年,所有蘇聯軍隊撤出了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鮮戰爭初期巨大勝利的鼓舞下,中國開出了一個獅子大開口的停戰要求,其中包括聯合國席位、美軍撤出台灣等內容。當時可能太樂觀了一些。隨著戰局的演變尤其是蘇聯最後關頭的動搖,這些目標沒有實現;二十多年之後也就是越南戰爭收場的時候,中國的這些願望才得到滿足。

冷戰階段(包括中蘇蜜月,中蘇分裂,中印戰爭,越南戰爭,中美和解):

尼克鬆把中蘇分裂和中美和解視為冷戰期間最為重大的兩次地緣政治事件。

中蘇分裂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可笑的是在西方看來,牢固的意識形態,共同的國家利益使得中蘇聯盟非常堅固,根本沒有理由自行分裂。相關資料已經很多,不想重複,中蘇蜜月極其短暫,的確分裂了。

七十年代美國正深陷越南,急需體麵地退出;而蘇聯在中東、非洲甚至南美(以古巴為基地)大搞全球擴張,美國越來越感覺力不從心(當時美元危機極其嚴重)。同時蘇聯囤積重兵於外蒙古(1973年在中蘇邊境有四十五個齊裝滿員的蘇聯師),鋒芒直指北京,並在中國周邊地區挑起戰爭,第三次印巴戰爭對中國震動是極大的。嚴重的局勢使得中國頗為弱勢心態,認為美國試圖“禍水東引”,當然深諳均勢理論的尼克鬆和基辛格是不會做這種鏟弱扶強的蠢事的。

通過朝戰和越戰,美國明白了如果要想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通過戰爭和所謂的“遏製戰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隨著中蘇論戰以及珍寶島衝突等大規模較量,美國依稀看到了重建東亞均勢的機會,所以尼克鬆不得不越過大洋,來跟周恩來和毛澤東握手。中美聯手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尤其在東亞,構建了有利於中國的新的均勢戰略。

現在的人們,不要以為美國當年承認一個中國,跟台灣撤軍、廢約、斷交隻是出於大陸在道義上的力量或者法律方麵的正統性,不要以為蘇聯從外蒙古撤走重兵集團隻是中國義正詞嚴,這隻是其中之一。現在有一些網絡力量撰文描述越南戰爭是毛澤東的偉大陽謀(參見黎陽《如何看毛澤東時代》),拋開這一切,我相信美國或者蘇聯如果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是斷然不可能做出這種讓步的。過去中國在朝鮮戰爭流血犧牲尚不能得到的東西,七十年代居然兵不血刃就得到了,我隻能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致敬!

現在有很多朋友善意地提出,為什麼我們不跟美國聯合呢?我不禁反問:難道我們沒有加入過美國的陣營嗎?七十年代起,隨著毛對尼克鬆,鄧對卡特的一係列外交斡旋,中美事實上已經建立了某種形式的反霸聯盟,並取得了冷戰的勝利,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近代以來夢寐以求但始終難以企及的和平安全的國內環境。

冷戰結束:

冷戰結束之後,隨著中美之間共同敵人的消失,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已經喪失了製衡蘇聯的必要,而顯得過於強大,當務之急是急需維持歐亞大陸東部的戰略均衡。相對均勢而言,我並不反對搭車,但是搭車的基礎是對方有一定程度的善意。基辛格曾經對周、毛評價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能夠冷靜而不感情用事地估計保持均勢的重要……他們深諳均勢之道,懂得各種力量處於經常變動狀態,必須隨著情況的變化而不斷加以調整。隻有一個原則是決不動搖的,那就是:不能容許任何國家的力量哪怕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超過能夠糾合起來與之對抗的力量組合……中國決不肯冒險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強國的善意上麵……。顯然在現在或者將來,中國甚至連美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善意都無法體會到了。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聲稱中國是美國的“天然盟友”,顯然是基於中國的弱小。在曆史上,中美(俄)攜手擊敗了日本,中美聯手瓦解了蘇聯,這些的確都是事實,但是在冷戰之後新的曆史階段尚且如此套用顯然犯了“把某種曆史理論做一般應用的錯誤。”。冷戰之後中日蘇三國構成的相對穩定的均勢已經消失,美國卻要在東亞構建符合美國利益、使中國有誌難伸的新的均勢,這點卻是中國萬萬不能接受的。

不出美國的意料,中國隱然已經是東亞的大國,“……中國將成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菲律賓、爪哇或緬甸,都將依賴在這裏有效地樹立起西方國家的勢力來保持他們的獨立。一定要使用不列顛、俄國和美國的力量來保持勢力的均衡。”。仔細分析這段話,一方麵可以發現英國早已經沒有實力承擔它在東亞的義務,俄國已經衰弱,可以相信他們在一代到二代人的時間內是不可能重返東亞。美國已經發現,他們不得不親自站上天平,才能實現中美日三角平衡,但是美國發現其全球利益如此之多,簡直難以一手遮天。

另一方麵,對於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判斷,西方國家普遍將自己的思維生搬硬套,認為中國的崛起勢必衝擊周邊國家的現有利益;而周邊國家為了保持獨立或者維護國家利益,勢必選擇對抗性的均勢戰略。何其荒謬!

鑒於近代以來的痛苦回憶,中國人民對於領土和領海的伸縮極為敏感;全世界範圍內再也沒有比中國人民更加迫切希望擴充海軍的人民了。但是為什麼政府不乞靈於廉價的民族主義呢?除非她對國內政治有充分的信心,對國家的未來有更加長遠的想法。

崛起有一個成本的問題,當成本增大的時候,會令大國有挫折感;當成本無法承受的時候,崛起隻能成為空談,曆史就會推倒重來。在這個過程中,周邊國家是否順應或者接受該大國是大國崛起的關鍵。中國的周邊國家(除了俄羅斯和日本)大多都是碌碌無為,在曆史上從未形成、在未來也可不能發展為一個權力中心,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弱勢國家有選擇的權利,遠方的大國正厚幣輕辭極力拉攏之,而這種嚴峻的現實是中國目前為止無法遮斷的。我們應該敞開懷抱還是在他們的屁股後麵猛踹一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中國把自身的剩餘精力虛耗在與周邊國家的劇烈衝突而不是應對真正的威脅,毫無意外隻能便宜了地理位置遙遠的海上人,它們的預言將再一次應驗,它們的戰略將再一次成功。

以日本為例,仔細分析日本的曆史,可以發現從近代以來,日本作為一個歐亞大陸東部的邊緣國家,一直充當海權國家製衡(俄、中)或者侵略大陸國家的工具,而當日本尋求獨立地位的時候,立刻受到海權國家和心髒地帶國家的聯合壓製,簡直就是斯皮克曼之邊緣地帶理論的最佳模板;而且研究日本的結盟政策,“曆史上,日本往往與有關的支配力量結盟以尋求自身的安全。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個例外,當時它在東亞推行單邊的征服政策,結果遇到慘敗。”得出的結論就是,首先從曆史和文明的角度出發,當日本不可能實現獨霸的時候,它可能采取順應的態度;其次當中國有可能成為東亞的支配力量的時候,日本不是不可能爭取的;再次,就歐亞大陸來說,中國和日本一樣,同為邊緣地帶國家,日本是前車之鑒,中國不能重蹈覆轍。最後提一點,日本與英國的根本不同,就是英國麵對的是分裂的歐洲,而日本麵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板塊,從根本來說,它是無法做到英國傳統上所謂的“光榮孤立”的。

我非常反感西方觀察家和戰略家,將中國的崛起比作德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或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崛起,因為其中包藏著希望中國失敗的險惡用心。但是奇怪的是,國人似乎也非常熱衷如此比較,不免讓人感覺有些無奈。中國已經偉大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正是要打破海陸兩棲屬性的邊緣地帶國家崛起過程中的曆史規律。基辛格說過:“擁護均勢的理論家認為權力均衡是理所當然的國際關係形式。其實這種國際關係體係在人類曆史上實不多見。在西半球從來不曾出現;在現代中國的領土上,自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結束後,也成為絕響……帝國用不著權力均衡,這便是美國在美洲,及中國於曆史上大部分時間裏在亞洲執行外交政策的方式。”中國周邊國家難道一定要在與中國的對抗中才能保證獨立和安全嗎?曆史上,對抗性的均勢思維和戰略完全不符合東亞的過去;現實中,對抗中國的成本和順應中國的利益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事實上,中國崛起並不會衝擊周邊國家的利益,相反,中國帶來的是中國式的和平、繁榮和穩定,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自我選擇道路的權利。

所謂的“美國在美洲……”,也不見得是什麼等級森嚴的帝國,刺頭兒很多;但是鑒於周邊國家的弱小,以及美國推行的政策使得沒有其他地區的力量可以令西半球國家作為依靠,建立針對美國的均勢(這等於在全球化時代人為地製造了類似中國古代所熟悉的封閉的東亞格局);因此美國隻需簡單地憑借實力政策,就足以把周邊國家輕鬆壓垮,以此為基礎美國實現卓然地位。其他國家的政策必須考慮美國的利益和感受,但是允許保留部分個人意見。這或許是新型的帝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