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將以青少年、婦女以及教育和媒體係統的情況為例說明科索沃社會民事和文化領域的狀況，這些領域與軍事、經濟和政治領域都有密切的關係。比如說，科索沃地位問題的發展會影響到社會所有其他領域的發展；同樣，經濟狀況不良，尤其是高失業率對青少年的情況和培訓的質量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際社會試圖構建和平社會的眾多項目目標也同樣會對民事和社會領域產生作用。
我們必須以嚴重的曆史遺留問題（塞爾維亞的統治、“影子國家”、戰爭）為背景，並在不利的經濟前提（經濟發展落後、缺乏經濟能力）下衡量科索沃社會及其民事領域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以及在科索沃所進行的現代化進程其實並不深入。20世紀90年代的瓦解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南斯拉夫國家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極大影響，這些和以南斯拉夫中央集權為導向的國家主義今天至少還在科索沃盛行。各個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差異以及事實上被容忍的南斯拉夫體製內部的不均衡（盡管這一體製表麵上鼓吹所有民族、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平等）使得科索沃自治省陷入了社會發展的真空狀態；由於塞爾維亞族人和阿爾巴尼亞族人的極端對立，這一狀態更加嚴重。1966年南斯拉夫內政部長亞曆山大·蘭科維奇下台後，約瑟普·布羅茲·鐵托依據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在科索沃實行旨在加強分權和提高科索沃省權力的民族政策，這一政策使得科索沃阿族人以前的政治和社會解放進程以及民事領域（如教育和文化）的振興得以實現。這一振興的框架條件卻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傳統的族長製社會實際上將婦女排除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之外，另外在這一社會當中還存在著嚴重的民族分裂。
從1974年到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權被取消，這段時間的特征是該省1974年開始的阿爾巴尼亞族主體居民尋求政治解放的努力失敗，其首要原因在於緩和期過於短暫，雖然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了新製度，但人們還未能把傳統的結構融入到新的結構當中去，到20世紀80年代塞爾維亞的統治又再次增強。自發形成的製度和從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中產生的製度與新製度以及部分上級規定的製度互不相容、無法調和。持續的經濟疲軟，人口增長過快以及塞爾維亞在1981年和科索沃騷亂以後強化對科索沃的統治使社會振興進程戛然而止。
1989年米洛舍維奇取消科索沃自治省的自治地位也要歸因於塞爾維亞和整個南斯拉夫民主運動的失敗。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力量的勝利和由這一力量有意推動的抵製社會現代化的鬥爭加劇了科索沃塞族人和阿族人之間的矛盾並促使阿爾巴尼亞族人建立“影子國家”。這樣，一個地下的非官方機構網就產生了，這些機構應當保障阿族人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生活（生存）。在科索沃“影子國家”的框架內，大多數資金（約90%）用於資助重建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語教育體係，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1993年大約有20000名教師、講師和教授負責317000名中小學生和12000名大學生的教育工作。同教育領域裏那樣，醫療和媒體領域也努力抵製對科索沃的塞族化。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一個大致能夠運行的醫療衛生體係，它擁有91家診所並能滿足藥品的基本供給。阿爾巴尼亞族人在媒體方麵的行動力量大部分都轉到了國外。由於科索沃在南斯拉夫聯邦中的困難處境以及在1989年塞爾維亞單方麵取消其自治後困難的社會生活狀況，1999年戰後發展重要（民事）社會領域的起始條件十分惡劣。媒體和教育體係的發展是如此，公民社會範疇內的各個領域以及青少年和婦女在政治和社會體係中的狀況也都是這樣。隨著國際社會開始擔負起重建科索沃的責任，科索沃一些領域已經出現了緩慢的、但很明顯的正常化和穩定化；當然，各種問題的徹底解決還需要很多時間、資源以及承受深刻變革的開放思想和準備，最後一點對科索沃人來說尤其重要。所以說，傳統結構向現代化結構的過渡還遠遠沒有結束。下文將以科索沃地區青少年和婦女的狀況以及教育和媒體的狀況為例更深入地說明和分析當地1999年以後的發展情況。
科索沃地區是歐洲最年輕的地區之一，大約有1/3的居民在15歲以下，一半以上的居民小於25歲。
教育和高等教育屬於“軟件領域”
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麵臨著在可想而知的惡劣條件下重新建立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體係的嚴峻挑戰：要把塞族的塞爾維亞語教育體係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影子國家”的教育設施與實際被塞爾維亞族人和阿爾巴尼亞族人分裂的科索沃以及遭到戰爭破壞的極為薄弱的基礎設施協調起來。由於學齡青少年的數目不斷增長，教育領域的眾多問題也更為嚴重，這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應當由國際管理部門著手處理：必須把教育體係置於一個全新的基礎之上並開始對傳統主義的低效率的大學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