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科索沃和這一地區有組織的犯罪與西歐阿爾巴尼亞犯罪團夥存在著很明顯聯係。由於阿爾巴尼亞人在歐洲少數族裔中占有較高的比例，他們最主要在瑞士、德國和奧地利生活和學習並且與他們的家鄉有著頻繁的聯係，因此要掌握有組織犯罪在科索沃與國外的種種聯係是十分困難的。通常西方國家統計犯罪活動時（比如德國），不會按照阿爾巴尼亞人的生源地來區分。他們更多地是被看作一個種族群體也就是阿爾巴尼亞族，而不考慮他們來自哪兒。馬普斯——尼迪克（Mappes Niediek）對阿爾巴尼亞犯罪團體在西歐的強大勢力表示：“盡管在科索沃戰爭之後勢力有所倒退，但這一犯罪團夥對西歐的警察來說無論在質上還是量上至今都是最大的問題。”據馬普斯——尼迪克（Mappes Niediek）稱，德國犯罪統計中原南斯拉夫籍的罪犯約有80%屬於阿爾巴尼亞族。
隻有在一個地方性的、協調的戰略之下，國際組織才能有效地打擊和減少科索沃這一地區有組織犯罪以及它們對整個歐洲影響。因此穩定公約特別協調員認為：“我們需要十年的時間來了解有組織犯罪團夥在幕後的活動。他們在民族主義的幌子之下很好地合作。販賣婦女、武器和毒品得來的髒錢沒有民族、宗教、和種族和國界之分。所以，有組織犯罪本身就是一種跨國現象，隻有通過跨國途徑來打擊它。”
《世界報》（Le Monde）2003年底的一份報告中提到：“每年有60多噸的海洛因在聯合國的協助下經過科索沃。”這對於國際組織在科索沃的代表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後一個被瑪麗——詹萊茵·卡利克（Marie Janine Calic）所引證的例子是，對於科索沃領導層的政治家卷入犯罪活動和進行犯罪活動這一現象，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有些西方的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在職者甚至談到身兼有組織犯罪頭目和這一地區政治領導這兩職的狀況）的比喻通過塞族方麵得到了加強，也就是說，貝爾格萊德的政府和記者們試圖將這一內政話題工具化，為其所用。毫無疑問可以確定的是，來自有組織犯罪的資金中不小的一部分都流入了三大阿爾巴尼亞—科索沃黨派。就一些科索沃政治家同有組織犯罪的關係在2005年春天進行了深入的有爭議的討論，這一爭議是從科索沃民主黨（PDK，即Partia Demokratike e Kosoves/Demokratische Partei Kosovo）、向科索沃民主同盟（LDK，即Lidiha Demokratike e Kosove/Demokratische Liga Kosovo）和AAA領導的政府提出具體指控開始的。
如果我們把適當和正確地評論和描述科索沃政治家同有組織犯罪關係這一嚴重問題先擱置一邊的話，那麼還是會有一些人讚成專家例如瑪麗——詹萊茵·卡利克（Marie Janine Calic）和國際危機集團的估計——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也許真的沒有對有組織犯罪采取堅決行動——是符合事實的。由於貝德裏·沙巴尼（Bedri Shabani）對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而被暫時換掉他負責打擊走私的關稅部門主管的職務：“沙巴尼聲稱，多年來他沒有給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提供過具體的有關走私路線的信息，人們暗中對他施加壓力，甚至最後失去了他的工作——非法解雇。根據最近的法庭判決，他又回到了他在海關的職位，現在當他跟他的客人打招呼時，話裏行間透露著一些鬱悶：‘歡迎來到哥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