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2003年9月在蘇瓦雷卡（Suharek/Suva Reka），普裏茲倫（Prizren）和普裏什蒂納（Prishtin/Pritina）與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通訊事務的有關負責人進行對話時，也給我們留下了類似的印象。普遍的觀點認為，對有組織犯罪采取堅決一貫的行動對於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的工作和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有關人員的安全來說是有巨大冒險性的。要真正堅決和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的犯罪——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一位高級官員表示——是“簡直太激烈了”，並且會危及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謹慎的穩定性政策。這簡直就可以說是科索沃居民中的一道“沉默之牆”。後果是，想要得到大量可靠的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想證明在科索沃存在有組織犯罪是困難的，而要找到支持它的有力證據就更難了。”
在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方麵對這一問題到底有哪些行動呢？
在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努力中的焦點是地方協調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雖然提出過一些懷疑，國際社會的那些機構和所付出的努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對科索沃和鄰國有組織犯罪進行堅決的鬥爭並且來減少這些犯罪活動。這些領域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停留在采取或多或少有效和大膽的措施的層麵上，還涉及警察層麵通過國際主體的戰略之間更好的協調來解決。犯罪活動和有組織犯罪的行為最主要是結構原因和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源。它們的繁榮依賴於一種聯係和環境，在這種聯係和環境中居民對國家和國家機構的信任不多並且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邊緣，甚至在貧困線之下。科索沃有組織犯罪的這種巨大規模也與國際社或對於科索沃重要部門的幹涉毫無（或很少）成果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