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索沃地位問題的討論是當今科索沃議事日程中的主題。在長達六年多的等待之後，國際社會對地位問題的理解是，繼續拖延是不太可能了，尤其是在2004年3月發生騷亂之後。“時間在科索沃流逝著。現狀不會維持太久。2004年3月發生的騷亂證明，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已經對尚未解決的狀況問題失望透頂。如果2005年還看不到能夠鞏固和平和發展的一個終極地位開始的話，那麼科索沃將會回到衝突中，從而產生區域不穩定。”
自1999年以來，在地位這一問題上發生了什麼？人們為何要等待這麼長的時間？隨著1999年7月12日聯合國安理會1244號決議的通過，地位問題的解決也被推遲了。在安理會1244號決議中提到：要在南斯拉夫聯盟（今天的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內實行科索沃的“實質性自治”，並且確定了國際民兵的任務，目的是推動確定科索沃未來地位的政治進程。
2005年，國際社會政治界以及科索沃黨派和政府開始集中著手有關地位問題的談判。但隻有當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和聯合國安理會在所預定的2005年年中審查科索沃地位時，能夠確定在所規定的優先發展標準中有很大的進步的話，才能開始進行談判。預定到2005年秋天進行對科索沃未來地位具體的談判。神秘的2005年把希望都寄托在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身上。對他們來說，獨立是唯一可設想的抉擇，尚待解決的地位問題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塞族方麵——無論是科索沃塞族人還是貝爾格萊德的塞族政治領袖——拒絕快速解決地位問題，尤其是堅決拒絕對科索沃獨立作出決定。塞族政府堅持按照聯合國1244號決議行事，在決議中隻提到了科索沃的一種“實質性自治”。在2004年3月的騷亂之後，貝爾格萊德提出建議：即對塞爾維亞人來說是一條雙向道路：領土駐兵和領土自治。
解決地位問題顯得棘手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在這一點上有關的國際主體沒有達成共識。一些歐盟國家對科索沃的獨立還是有所保留。俄羅斯和中國很明顯會站在貝爾格萊德一邊，並且會在安理會上反對塞爾維亞人從科索沃完全分離出來。其他的一些重要角色，首先是美國，在1997年7月戰爭行動之後的頭幾年裏，更傾向於通過獨立來解決，但並未真正表示過明確的態度。每一個有關科索沃終極地位的決定，首先是對這一地區政治發展，如總是搖晃不定的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以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上所述，安理會1244號決議將國際管理戰爭結束後頭兩年的重點放在重建工作、難民遣返回國和克服困境上。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和歐盟逐步地接受了執行民事行政功能、建立科索沃自主管理以及調控政治進程和經濟發展的任務。隨著2001年5月臨時自主管理憲法框架的通過，在安理會1244號決議中進一步強調了將職權範圍轉交給新建了的自治管理機構。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的米歇爾·施泰納在2002年年初在這裏也進一步強調了政治領域的問題，從而在地位問題談判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在2004年4月施泰納闡明了“先地位後標準”戰略及這一戰略的基準點。科索沃人沒有參與這一戰略的製定，這一戰略並且成為了國際國家共同體在科索沃的主導原則。這一綱領確定了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標準，它的實現為地位問題談判的開始創造了條件。米歇爾·施泰納在這裏列出了八大優先標準和相應的基準點。這也是第一次在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的文件中確立了在科索沃建立多種族社會的目標。
米歇爾·施泰納的接班人，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的哈裏·霍爾克裏（Harri Holkeri）在2003年底時嚐試，通過科索沃政府加快將標準付諸於實踐。在2003年12月10日，他與總理雷傑皮（Rexhepi）和總統魯戈瓦（Rugova）共同表示要對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戰略，即“科索沃標準”的文本進行修改。這一新構想的通過第一次為標準的實施提供了檢驗的最佳時機：美國外交部國務卿，馬克·格羅斯曼，在2003年12月訪問普裏什蒂納（Prishtin/Pritina）時，提出建議，也就是要在2005年年中對標準作一個終極評估。與“地位先於標準”不同的是，“科索沃標準”與科索沃自治管理機構共同合作。此外，在新的有關這些所謂的要有所進步的標準的文件中進一步詳細地闡明了這些標準並對某些標準做出了具體的行動性的步驟。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並沒有參與到新戰略的工作中，因為在他們眼中將這些標準付諸於行動和實踐會導致地位問題的預先判定朝著他們拒絕的獨立方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