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的政令從一係列錯誤的前提出發，留下了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其中決定性的問題是應當給科索沃一個怎樣的政治前景。”見托馬斯·米爾曼（Thomas Mühlmann），第427頁。與聯合國在東帝汶的維和行動——行動目標規定明確，為完成並確保這個新生國家的獨立——不同，科索沃未來的國際法地位問題被擱置起來。大國和聯合國高層拒絕處理這個問題。科索沃阿族希望科索沃盡快取得不受限製的獨立，這種最高綱領性質的想法並沒有遭到堅決的抵製和鬥爭。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米歇爾·施泰納（Michael Steiner）發展的“先標準後地位”戰略方案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的根本性的困境。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使命中，其他核心戰略的開端基於科索沃的政治形勢也顯得不現實、不妥當。這導致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越來越多地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它成了科索沃形勢發展的俘虜（指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非但不能掌控，反而受製於局勢的發展——譯者注），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不能迅速適當地做出反應。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處理多數族裔居民與少數族裔居民之間對立局麵的方法上。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在這個問題處理上的出發點是——很快得以證明的——完全不現實的“多族裔共存”科索沃的目標。在建立科索沃政治機構中堅決要求所有種族均按比例派出代表的戰略實際上強化了“政治種族化”的趨勢。這意味著，所有的政治活動方都被鼓勵按照種族路線確定立場並相應地采取行動。
國際社會在科索沃履行使命，從幹預行動一開始就受到沒有明確積極的對具體日常行動的優先事項和目標給予闡述的影響。因此在“先標準後地位”政策中，所確定的戰後社會發展的初步指標明顯籠罩在重大結構性發展問題的陰影之下。在這一戰略方案中，還缺乏一個關於時間框架和標準執行的條件明確和清晰的行動綱領。科索沃類似於波黑的情況是對下麵兩個問題的重視嚴重不足，即社會建設的第一重要階段在於建造安全與法治的基礎水平——這首先包括對少數族裔進行有效的保護——以及實施選舉和建立政治機構隻有在“法製”體係得以確立之後才具有政治意義。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戰略的另一項弱點——類似於國際社會在波黑的維和使命政策中所證明的缺陷——是在第一階段的行動中沒有把經濟問題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因此在科索沃許多針對發展穩定持久經濟的計劃——如私有化、澄清產權關係、創造就業崗位、加強中小企業實力，以及建設經濟基礎設施等領域——起步太晚、準備不足。此外在經濟資源優先配置和運用問題上，許多所謂的“軟件領域”如教育、培訓、傳媒以及婦女權益等所占的比重嚴重不足。對有組織犯罪問題的忽視，以及與此相關的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和駐科索沃維和部隊的敷衍戰略對科索沃的整體發展進程造成了極其消極的後果。
一項建設戰後社會的成功戰略首要的組成部分是對發展步驟的優化次序作認真的、中長期的規劃。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某些緊要關頭要迅速有效地作出反應和采取行動。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和駐科索沃維和部隊在1999年夏秋之際幹預行動的第一階段中，對科索沃阿族向塞族和其他科索沃少數族裔發動的暴力行動反應過於遲緩和消極，以至於有超過20萬塞族、阿希卡利族、羅姆族和埃及族裔居民被驅逐出家園，這是國際社會在戰略上所犯的最嚴重錯誤。這些既成事實對於今後的整體發展進程造成了消極影響，它導致塞族居民離開家園進入科索沃北部，以及駐科索沃維和部隊保護下的飛地。從這時起，塞族聚居的科索沃北部事實上變成了一個依靠塞爾維亞的科索沃自治地區，而這個區域連同散布在科索沃境內的塞族飛地到今天為止成了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
在標準實現和向科索沃自治機構移交權力的問題上，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表現得難以令人滿意，這源於它缺乏在科索沃明確堅決的規定“條件”的能力，因此難以對科索沃阿族成功施加壓力，並敦促完成難民回返和保持對少數族裔的寬容。一般來說，國際社會的代表們沒有理解科索沃植根於曆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框架中的種族仇恨和民族對立到了多麼強烈的程度。如果對此有所認識的話，他們從開始就應該通過一項明確的政策——包括嚴格的指標定額和鼓勵戰略——為徹底改變塞族和阿族之間仇恨和互不信任的態度創造基本的前提條件。政治進程中缺少條件設定的一個具體事例是直到2005年3月魯戈瓦總統才辭去科索沃民主聯盟（LDK）主席職務，而這樣的雙重職務在2002年春生效的憲法框架中是明確予以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