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個別人不高興，拉著個臉不說話，或者不知可否地笑笑，走了。
乍聽之下，這些事情似乎都不大，瑣碎，繁縟。仔細想想，這些瑣碎繁縟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關係到千家萬戶？修一條連接村子與外界的水泥路；把自來水引進每家每戶的院子裏；綠化一下村外的荒山；組織農民辦專業合作社；利用本地林果優勢辦個農產品深加工企業……如果讓一個手握權柄的人來幹，這些事情確實不算多難辦的事情。但要一個無職無權、且已經年屆七旬的退休老幹部來做，似乎就不那麼簡單了！
在鄉親們眼裏，樊存偉曾經當過大官，見過大世麵。青年時代，他從原平農校畢業後，給地委書記當過秘書，是全地區聞名的大筆杆子。1976年到1979年，他擔任中共保德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主任（縣長）。那正是當代中國曆史的拐點時代，全國都在撥亂反正，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一切領域，都在結束計劃經濟時代。而與此同時，各個領域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時代的大門，也正在徐徐開啟……
樊存偉到保德縣當縣長的時候，文革剛剛結束，保德縣“兩派”矛盾依然尖銳，如何處理“兩派”矛盾關係著全縣的安定團結，也關係到新形勢下中央政策的落實。文革期間，保德縣的“兩派”武鬥在忻州地區赫赫有名。一派叫“101”，一派叫“紅公雞”。武鬥中大概死傷100多人，當時的忻州地委派工作組去解決，雖然緩解了矛盾，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樊存偉到任後，了解到“101”派的主要負責人是縣委、縣政府的工作骨幹，老幹部居多。“紅公雞”派以工人和青年學生為主。兩派矛盾的焦點，一是文革期間吊打老幹部的曆史問題，二是在新的權力格局中兩派的權力分配問題。了解到問題的根源之後，他果斷采取措施，該伸張正氣主持公道的，就光明正大地主持公道；該打擊的就堅決打擊。他準確地掌握政策，又靈活地結合實際，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使亂局很快得以扭轉，他在保德縣的工作局麵一下子就打開了，威望也一下子就上去了。
緊接著，他趁熱打鐵，狠抓水利建設和經濟工作，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他離任時，“群眾排了很長的隊伍歡送他！這在保德縣的曆史上是沒有過的！”（引自《樊存偉傳》）
調離保德後，他積極響應中央號召，自願報名援藏，被組織委派到西藏自治區安多縣擔任縣委書記。到任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的身體適應不了高原氣候，產生了嚴重的高原反應。
他生病了，且危在旦夕，醫院下了病危通知。在這種情況下，那曲地委組織部批準他回內地治病，並安排安多縣委公交科長李發盛護送他回來。半年之後，病情好轉，他向那曲地委寫信要求回去工作，但是，地委組織部和地委書記卻要他安心等候調度。
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降臨了。在等候調度的一段時間內，他聽到了各種流言蜚語。有人說他“怕吃苦，偷跑回來的！”有人說他“裝病跑回來的……”他氣憤，苦悶，卻無處說理。他回內地治病有組織批示，有專人護送，咋會變成“偷跑回來的”？醫院下的有病危通知書，咋就變成了“裝病”？病好了，他第二次要求進藏工作，咋就變成了“怕吃苦”？
他到忻州地委組織部去找領導申訴，領導一句話就讓他愣了。領導說：“存偉呀，你是不是比劉少奇、彭德懷還冤枉呀！”他想，也是，怎麼著自己也沒有李少奇、彭德懷冤枉呀！
組織部領導了解他，知道他不是“怕吃苦”，不是“偷跑回來的”，知道他是被冤枉了！但是，囿於當時的某些情況，也沒有辦法幫他。隻好勸他說：“劉少奇被冤枉了，不是還有平反的時候嗎？真正的黨員幹部在哪都是一塊好鋼！都能體現自己的價值！”
就這樣，這個當過縣委書記、縣長的正縣級幹部，因為生了一場大病，就被不明不白地安排到副縣級的職位上，當了岢嵐縣人大常委會的副主任，並在此職位上提前退休。
告“老”還鄉，解甲歸田。對於中國曆朝曆代的官員們，大多是一件風光而愜意的事情。可是，於他而言，實在是無言的苦澀。他忍辱負重，回到了同川河流域，回到了露頭山下生養他的東山底村。
光禿禿的露頭山，在晉北黃土高原苦焦的土地上聳立著，歲歲年年。酷烈的旱風刮過，蔫了吧唧的莊稼東搖西晃。幾隻羊又髒又瘦，白毛變成了花毛，有氣無力地哀哀叫著，低頭啃幾口草根，抬頭尋找著水源，大大的眼睛裏滿是哀傷。
村莊還是那樣的貧瘠。除了少數幾戶人家因為出門倒騰生意而蓋起了新房，大部分人家依然襤褸，依然貧瘠。
他看著眼前的景象，心裏很難受。
他當過領導幹部，知道榜樣示範比任何說教都有力量。他想，人家不是說咱怕吃苦嗎？咱就先做個榜樣吧，給人家看看咱是不是一個怕吃苦的人！
不幾天，村裏人發現，這個昔日的“縣太爺”，見過大世麵的“大縣長、老書記”，眨眼從縣官變成了羊倌！
人們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