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裏霎時鴉雀無聲，但是海倫·杜·普雷向他微微一笑。微笑，是她征戰政壇的有力武器，對於這個房間裏的所有男人，該武器同樣好使。她說：“弗朗西斯，我認為你應該和整個班底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經過仔細研究，再來決定是否退出競選。告辭之前，讓我再說兩句。我知道這段時間你非常沮喪，但是，就算是我當選總統，也不會幹得比你好。我看你需要更耐心一些，你的第二屆任期會更有建樹。”
肯尼迪總統有些不耐煩：“海倫，美國總統都是第一屆任期的成就比第二屆更大，這一點你我都很清楚。”
“大多數情況下的確如此，”海倫·杜·普雷說，“但是到了第二屆，或許眾議院的議員就不一樣了呢？從我個人的利益來說，如果我能做兩屆副總統，肯定比隻做一屆地位更加穩固。而且，如果您不是隻幹一屆就被自己的民主黨國會給趕下台去，而是一位連任的總統，那麼您給我的支持也會更有力。”
她拿起備忘錄資料準備離開。弗朗西斯·肯尼迪道：“你其實待在這裏就可以。”
杜·普雷又向屋裏每個人露出了招牌式的甜美微笑：“我不在，您的幕僚說話肯定更自在。”說著，她走出了黃色橢圓辦公室。
肯尼迪周圍的四個人始終沉默著。他們是他最信任的幕僚，肯尼迪以個人名義任命了他們幾個，他們也隻對他個人負責。總統就像是神話中長相奇怪的獨眼巨人，生了一個腦袋和四條手臂，幾位高參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同時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自從肯尼迪的夫人去世之後，他們又變成他最親近的家人。
杜·普雷關上了身後的門。辦公室裏的男士們開始打開各自的備忘錄資料，並伸手去拿桌上的茶和三明治，房間裏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海倫可能是整個行政部門最聰明的人。”總統的幕僚長尤金·戴茲隨口說道。
肯尼迪衝戴茲笑了笑，這個家夥一貫對漂亮女人沒有什麼抵抗力。“你有什麼想法，尤？”他問，“你覺得我應該多些耐心，競選連任嗎？”
十年前，尤金·戴茲還是一家大型計算機公司的老板，那個時候弗朗西斯·肯尼迪才初涉政治。尤金·戴茲本人簡直就是一台精密計算機，幹掉了不少競爭對手。但是他出身貧窮，因此他堅持正義的理念更多出於實際需要而不是什麼浪漫的理想。他漸漸意識到，美國擁有巨額財富的人把持了太多的權力，長遠來說，這會毀掉真正的民主。所以，當弗朗西斯·肯尼迪高舉實現真正的社會民主這麵大旗進入政壇時，戴茲為他募集了競選資金，最終幫助肯尼迪登上總統之位。
尤金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當某些人的重要願望和特殊訴求被總統拒絕時，他能避免這些人與總統結仇。戴茲低頭看著手中的材料，他的頭有些謝頂，胖墩墩的身體把剪裁精良的外套背部繃得緊緊的。“為什麼不競選？”他語氣輕鬆，“你隻要隨便混混就好。讓國會來告訴你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一切都是老樣子罷了。不過外交事務除外，這方麵你還能找到些樂趣，說不定還真能做點好事呢。
“事情得這麼看，我們的軍隊人數隻達到應有人數的一半，因為我們把孩子們教育得太聰明，結果他們都不愛國了；我們有技術，但是沒人願意購買我們的產品，想要維持收支平衡是沒戲了，政府遲早要破產。你就幹脆競選連任，放鬆一下，舒舒服服地過上四年。再怎麼說，這份工作可不壞，你還能隨便花錢。”戴茲笑了笑，揮揮手，意思是自己不過開個玩笑。
肯尼迪身邊四位幕僚雖然表麵上滿不在乎，但是都盯著肯尼迪看。沒人覺得戴茲的態度有什麼不敬，他開玩笑的說話方式也是肯尼迪過去三年裏一直鼓勵的。
國家安全顧問阿瑟·威克斯是個彪形大漢，那張臉一看就是大城市來的——混血兒，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意大利人——他也能抖摟一些粗俗的俏皮話，不過對於肯尼迪和總統辦公室，他還多少有一些敬畏。
威克斯十年前認識了肯尼迪，當時肯尼迪第一次競選議員，他則是東海岸的自由派，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倫理和政治學教授。他身家豐厚，卻視金錢如糞土。兩人在思想學識上惺惺相惜，因而漸漸成為朋友。肯尼迪覺得阿瑟·威克斯是他見過的人當中最博學多才的，而威克斯則認為肯尼迪是政治圈子裏道德最高尚的。這樣的關係基礎並不會——也不可能——讓兩人成為密友，但是足以讓他們互相信任。
威克斯覺得，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責要求他說話不能像別人那麼隨便。“尤可能覺得他在開玩笑。”他朝戴茲做了個手勢，“但是您確實能為我國的外交政策作出寶貴貢獻。我們的影響力超出歐亞國家的理解，我覺得您競選連任勢在必行。無論如何，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麵的權力堪比國王。”他平靜的語氣充滿了說服力，有著紐約人特有的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