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縣，鄧的指揮設在隆興寺，調徐濟林團任警衛。潘大逵、邱翥雙、胡克林、我和洪寶書都隻是隨軍“食客”。每天由鄧部副參謀長萬裏陪著，在街上飯館吃飯。我隻和陳離保持個別聯係。這時，彭縣城內真是兵荒馬亂。原劉湘17師劉樹成第1旅旅長徐常五，彭縣人。蔣介石為分化劉部，給徐以師長名義，調出四川打內戰，全軍覆沒隻身回家。此時趁水摸魚，打出原來師的番號，大肆招兵買馬。成都及附近各地，仍常有人來見鄧錫侯，甚至冒充共產黨代表老。軍統特務徐伯威還自稱“高級共產黨員”，要求見鄧。陳離以此事告我。我知徐是叛徒、軍統特務。自稱“高級共產黨員”更屬荒謬。當告陳離，予以扣留。陳下令扣徐後，鄧錫侯副官長黃瑾懷向鄧說，徐伯戚是他的兄弟夥，鄧即同意由黃下令釋放。陳離對此極為不滿。為了控製鄧錫侯單獨接見各方來人雜亂的局麵，我們商量由潘大逵、邱翥雙，陳離、洪寶書五人，成立一工作組。陳任組長．一切外地來見鄧的人，概由工作組接見，談話內容由工作組轉鄧。鄧的意見也由工作組轉達來人。陳向鄧隻說是為了替鄧分擔部分工作，減少麻煩。鄧同意了。我們又商量成立一肅反組，以鄧部團長徐濟林為組長。任務是凡被扣留的，前來彭縣進行非法活動的人員，交肅反組看管，任何人不得隨意下令釋放。鄧也同意了。
曾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川大教授的潘大逵在《策動劉文輝、鄧錫侯起義始末》一文記述道。
12月7日5時左右，鄧錫侯、劉文輝來崇義橋與我同住在鄧的特務營裏，彼此見麵都很緊張，劉的神情顯得有些疲憊。陳離隨後也來了，另有其他，幾個部下，記得有個跛子團長，劉文輝告訴我，蔣介石再次飛蓉，並於前日在北校場召見了劉，鄧等四川軍人，要他們立即飛往台灣，並通知先把家屬送走。劉、鄧等人內心都很緊張，當麵表示回去即行照辦。他們由北校場中央分校出來後，深感事機緊迫，遂決定立即行動，由崇義橋轉到彭縣宣布起義。次晨，我們即起身赴龍橋鎮，為等候牛範九等從成都帶來的消息。牛和王纘緒與蔣方某親信軍人都是保定軍校同學，牛是去探聽消息的，這也是劉鄧與之約好了的。、是夜即在龍橋住宿。第三天，我們又步行到新繁縣黃隱均老家吃了午飯，才趕到彭縣隆興寺住下。在這裏聚集的還有李鐵走、邱翥雙、黃慕顏等人。當時劉文輝、潘文華臥病在床，各方麵事務均由鄧錫侯出麵處理，起義通電於12日在彭縣隆興寺臨時招待處有各方麵人員，除了各民主黨派的人士外，還有好些地下黨的同誌。趙一明同誌回憶，從地下黨的關係來說，有的是成都地下黨，有的是由重慶、川東來的地下黨同誌，還有的是二野戰軍敵工部的關係。包括為策動起義做了大量工作的民主黨派的同誌在內，各方麵都在進行策動國民黨四川地方軍政人員起義的工作，真是各路英雄顯神威，促其江河歸大海嗬，以劉文輝、鄧錫侯所轄的軍隊來說，不僅上麵有人在做爭取的工作，他們下麵的師長、團長周圍也有人在做工作。因此，這一工作決不隻是來自某一方麵的力量，而是多方麵的策動和促進。歸根到底，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巨大威力所致，是英勇善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克敵對將要誕生的新中國的熱愛，不辭勞苦，不怕危險，建樹了功績，曆史和人民都不會忘記他們。
12月27日，成都解放。我們大家歡欣鼓舞地回到成都。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在提督街市銀行（現文化宮）樓上，搞臨時聚會場所，共慶勝利，不久，楚圖南同誌由重慶來電，催我返渝。當時成渝公路長途汽車尚未恢複客運，鄧錫侯送我吉普車一輛，旅費200銀元（我以一半分送李康和沈誠）。1950年1月初，我與胡克林、趙一明一道乘吉普車離蓉返渝，抵渝後，遂將吉普車送交市人民政府秘書長陳某接收。至此，我參加民主革命活動的經曆，伴隨著這次頗有影響的策反起義的成功而告結束。
（十二）
隆興寺內劉文輝，心急如焚。
劉文輝朝門外深吸幾口潮濕的空氣，轉眼看看桌上的台曆：嘴中喃喃直語：“時不待我！時不待我喲！”
上午過半，暖融融的陽光灑滿庭前，已是12月10日。自到彭縣後，大家雖在醞釀起義，但遲遲不見行動，剛才，見過雲南盧漢的起義的通電，鄧錫侯仍無動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