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在多年之後便擁有這一片“晚唐的藍色的月光”，還有那個怪獸，它躲藏在黑夜中，發出無休無止的“喔——嗬——嗚——”。
婆媳是一對天敵
家貓與老鼠是天敵，公雞與蜈蚣是天敵，老板與員工是天敵，“婆婆與媳婦也是天敵”——最後一句是張愛玲說的，張愛玲甚至還說過更刻薄的話：“所有的女人都是敵人。”
有時候張愛玲可能僅僅是說說俏皮話而已，她自己也未必將這些話當真。一個以文字為生的人，文字就像她豢養的鴿子，早晨開籠放出去，黃昏朝屋頂上撒一把小米或高粱，鴿子又呼啦啦飛回來——這樣的本領讓胡蘭成深深折服，他這樣說過：“愛玲的聰明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兩人並坐同看一本書，那書裏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隻和她打招呼，但我真高興我是與她在一起。”與文字日日耳鬢廝磨，貼心貼肺成知己，手到擒來的妙處就是寫作時絕妙文字會嘻嘻哈哈打鬧著從她筆下蹦出來，比如說“婆媳是一對天敵”或者“所有的女人都是敵人”，雖不免讓人難過，可是難過之後，總有一些東西讓我們回味，盡管這餘味有點苦澀，甚至血腥，我們不禁搖頭斥責她“太過分了”，可是婆婆與媳婦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難道不是這樣嗎？
天敵的意思就是天然的敵人，沒有任何理由，他們之間命中注定的關係決定了他們會成為敵人，像家貓與老鼠、公雞與蜈蚣、老板與員工、婆婆與媳婦——這是生活本身給予張愛玲的人生經驗，慢慢累積到一種厚度，便在寫作中脫口而出，成為警世格言。嚴格來說，張愛玲在大陸並沒有做過人家媳婦，在她上頭也沒有婆婆，即便後來在美國與賴雅結婚，好像也沒聽說她有婆婆。無論賴雅或胡蘭成，張愛玲與他們的夫妻關係是鬆散的，更像同居——與胡蘭成那一段可能連同居都算不上，昏頭昏腦、糊裏糊塗的，像夫妻不像夫妻，像情人又超過情人，半偷情半不偷情地廝混了一段時日。張愛玲的婆媳是天敵之說來自於後母與繼子，她從小在家受夠了繼母的氣，那種經曆刻骨銘心，後來在寫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時，不無怨毒地說：“‘這點子工夫還惦記著玩，還不快觸祭了上學去！’她叱喝，那秀麗的刮骨臉凶起來像晚娘。”
真是一張可怕的臉，本能的恐怖，天然的敵意，是一張讓人絕望的臉，張愛玲受夠了這樣的刮骨臉，後來在小說中多次描寫，以發泄內心對繼母的憤恨，在現世不能複仇，隻能在想象的紙上——雖然不免可憐可歎，終究可以出一口惡氣。對人性之惡她早就了然於心，她這樣說過：“我喜歡我四歲的時候，懷疑一切的眼光。”四歲就懷疑一切，這樣的天賦應該來自於晚娘。從另一個角度說，她也應該感謝晚娘——是晚娘的刮骨臉給她的人生一個切口，切入一團亂麻的生活內部，將血淋淋的真實展現給她看。如果父母恩愛、兄弟親如手足，她如願以償地嫁了個帥氣多金還癡情的振保一樣的鳳凰男，整天泡在蜜糖罐子裏，她還有能力有機會看到人性的黑暗？文章憎命達——命運既凶殘又慷慨，它一手從你這裏拿走一隻蘋果，另一手又送給你一隻香梨，蘋果就一定比香梨好？那倒不一定，看你想要的是什麼？人生的不完美讓我們包容與通達，抵達這種境界，那就把“婆媳是一對天敵”當笑話。
人生當然不是笑話，人生是什麼？當然不用我來教張愛玲，她少年老成時就這樣說過：“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女媧補過的天
張愛玲有一次毫無來由地這樣說：“中國是個補丁的國度，連天空都給女媧補過。”
張愛玲與胡蘭成在一起，常常是“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兩個人一個淹然百媚，一個滿目荒愁，前世今生浮花浪蕊蹁躚而至。胡蘭成曾經不無得意地說：“我們兩個人在一起，隻是說話說不完，在愛玲麵前，我想說些什麼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著正字眼，絲竹之音亦變為金石之聲，自己著實內心懊惱。每每說了又改，改了又說，但愛玲喜歡這種刺激，像聽山西梆子似的把腦髓都要砸出來，而且聽我說話，隨處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說的什麼，愛玲亦覺得好像‘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胡蘭成筆下的功夫其實不讓嘴頭上功夫，雖然不免“胡說”，但是挺能蒙人。比如《今生今世》開頭第一章《桃花》，頭一句是：“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這一句就讓人犯迷糊，想半天想不透道不明，卻又讓你喜歡，喜歡他這樣胡說。桃花要畫得動起來才難，誰畫的桃花不是靜？連任伯年的桃花和吳昌碩的桃花都一枝一枝靜在那裏，但胡蘭成一部磚頭似的厚書就這樣起頭，讓你驚心。又如《胡村月令》第一句：“桑樹叫人想起衣食艱難，我小時對它沒有對竹的愛意。”妙極了，這個頭開得與眾不同，像《古詩十九首》的開頭，讓人無法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