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鄉村還是外國的城堡，無論是老上海的桃花賽璐璐梳子還是現在的譚木匠精品梳子，是愛美的女人，她都會愛上一把漂亮的小梳子。
八歲梳的愛司頭
上海人似乎喜歡拿頭說事，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搞花頭，玩噱頭——不論是搞花頭還是玩噱頭，這個“花”字花的不是手，“噱”字噱的不是腳，而是頭，這肯定也是有來頭的。比如張愛玲，她對頭就頗有講究，否則不會看著母親在梳頭，就仿佛等不及自己長大，急吼吼地賭咒發誓：我八歲要梳愛司頭，10歲要穿高跟鞋……
在童年張愛玲看來，母親、姑姑那一撥姐妹淘裏，最優美、最有風情的女人，都是梳著愛司頭的：華美的旗袍裝、優雅的愛司頭、閃閃發光的大耳環、滴滴答答一路響過來的高跟鞋，女人的玲瓏身段、霓裳鬢影一如口紅吻痕印在心頭，深豔而寒冽、繁茂而荒涼——這是小愛玲對女人最迷癡最癲狂的想象，近在身旁的母親成了她的參照物與描摹本。張愛玲一向與母親疏離大過親近，偶爾握到她的手，“帶有生疏的刺激性”，甚至遠不及姑姑，姑姑的家於她還有“天長地久的感覺”。但是感覺歸感覺，她無法敵過母親頭上的愛司頭與腳上的高跟鞋，一脈華麗緣伴隨她，如一根豆芽，在陰暗黴綠的老房子裏歪歪扭扭長大，長到可以梳愛司頭的八歲，醜陋的繭蛾一朝咬破繭殼，化身優雅的蝴蝶翩翩起舞——所以在張愛玲筆下，從來不乏梳愛司頭的女人，從《沉香屑》中的麗笙，到《半生緣》中的曼璐，梳愛司頭的女人，才是風情萬種的海派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老上海的花季，上至社交場合的名媛女星，下至閣樓弄堂的保姆娘姨，凡女子都是要留發髻。發髻的式樣一般分桃子髻或如意髻，其中如意髻就被稱為愛司頭。此發式看似簡單，做功卻頗不容易，要有一定的耐心、細心和一份精心。生活節奏的加快，閑情逸致的退減導致愛司頭失傳——曆史的點點滴滴就在人們歌舞升平或粗枝大葉的生活細節中。張愛玲時代的老上海，就宛若一朵緩緩綻放的海上花，搖曳的旗袍，昏黃的汽燈，一塵不染的高跟鞋，一絲不苟的愛司頭，欲藏還露的渴望，欲說還羞的情感，一張褪色的月份牌，一張泛黃的老唱片——李泉的歌仿佛就是為這一幕傾城之戀作的配曲：“黃包車寂靜的穿過，/亨得利表店隱約的算盤聲，/滴答著時光的價錢。/彈落掉老刀牌香煙的灰燼，/丁香樓已換了佳人，/再沒人梳起時髦的愛司頭，/再沒人帶她去百樂門。/花花大世界，/驚起多少鴛鴦蝴蝶，烏鴉麻雀，/燈火闌珊夜，/掠過多少金粉銀光，啼笑風月……”
據說愛司頭源於日本，標準的寫法應該是S頭，將秀發用發夾固定成S狀，有橫S豎S之分，再配以旗袍或和服、高跟鞋或木拖屐，從繽紛櫻花下或長長弄堂裏逶迤而過，這份美有點驚心動魄，緬懷起來，仿佛在月夜誦讀俳句，或者坐在春光裏欣賞一冊浮世繪……
豆綠糯米糍茶碗
張愛玲喜愛西式生活，看電影、喝咖啡、品嚐奶油蛋糕冰淇淋——但她骨子裏還是一個中國女子，東方滋味不經意間就在她筆下流露：“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糍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麵點著個胭脂點。”
這一段話出現在《我看蘇青》一文中，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豆綠糯米糍茶碗、糕團上的胭脂點，都是濃鬱的中國風，拿來評點蘇青非常恰當，她對蘇青的喜愛一如喜愛中國風房間裏那些茶碗與糕點，還是豆綠糯米瓷的茶碗與點了紅胭脂的糕點。糯米瓷是陶瓷中的精品，瓷質細膩、溫潤，玲瓏剔透素淨雅觀，有一種玉器質感，敲擊時發出清悅悠揚的金屬聲，一如編鍾。與豆綠糯米瓷相配，張愛玲後來還寫過橙紅鏤花大碗和一隻瓜棱茶碗：“七巧終於款款下樓來了，當屋裏臨時布置了一張鏡麵烏木大餐台，九老太爺獨當一麵坐了，麵前亂堆著青布麵，梅紅簽的賬簿，又擱著一隻瓜棱茶碗。”這也是一款別致的茶碗，將碗足倒置，可以看見一條條勻稱的瓷棱，乍一看就像瓜上的天然棱痕——比如南瓜或香瓜，一條條棱痕放射開去，從瓜屁股一路延伸到瓜蒂，自然的紋理延伸到茶碗上，妙趣橫生，拿這樣的小茶碗喝茶，是中國人的審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