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這樣寫王嬌蕊與振保調情：“嬌蕊放下茶杯，立起身，從碗櫥裏取出一罐子花生醬來，笑道：‘我是個粗人，喜歡吃粗東西。’——振保見她做出那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禁笑了起來，果真為她的麵包上敷了些花生醬。”
王太太的口味應該是張愛玲的口味，是完全的西洋化的口味，“王家的飯菜是帶南洋風味的，中菜西吃，主要的是一味咖喱羊肉，王太太自己的麵前卻隻有薄薄的一片烘麵包，一片火腿，還把肥的部分切下了分給她丈夫。”這與張愛玲的口味幾乎完全一致，這一片塗滿花生醬的甜麵包，幾乎決定了張愛玲的後半生。我這麼說可能有點故弄玄虛，但是不能一味斥之為信口開河，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人的口味其實可以反映這個人的性格特點，更細心一點觀察你會發現，人生經曆、生活方式，都可以在他喜好的美食——或者說飲食中反映出來。我甚至可以更誇張一點說，你從飲食中還可以看出這個人的未來走向——這一點也不唯心，更不誇張。就張愛玲來說，她打小就喜愛所有的西食：冰淇淋、巧克力、乃至蛋糕與麵包，老大昌麵包是她的最愛。所以張愛玲選擇自由寫作為畢生職業、最後出走香港直至美國，實在不是偶然。誇張一點說，是麵包、咖啡一縷芬芳牽引著她去了那個遙遠的彼岸，在那裏，她完全可以由著性子將麵包當主食。
老上海時代，張愛玲每天都是被麵包的香味喚醒——隔壁起士林淩晨烘麵包，“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如此濃烈如狂風的香氣讓她在床上蠢蠢欲動，再也無法入眠。起士林咖啡最妙，麵包香隻可以聞聞，張愛玲酷愛的還是老大昌麵包——也就是王嬌蕊手中那隻塗滿花生醬的甜麵包，在振保眼裏，這位愛吃糖核桃的王太太也就是一隻甜美的麵包，是出自老大昌的塗了花生醬的小麵包。張愛玲對這種麵包很熟悉，她就是吃著它長大的：“離學校不遠有一家俄國麵包店老大昌，各色小麵包中有一種特別小些，半球形，上麵略有點酥皮，底下鑲著一隻半寸寬的十字托子，這十字大概麵和得比較硬，裏麵摻了點乳酪，微鹹，與不大甜的麵包同吃微妙可口。”可能對老大昌麵包印象太過深刻，後來在香港，僻靜小街上發現一家老大昌，張愛玲幾近狂喜，可裏麵空空如也，樓上樓下找了一圈，最後發現寥寥幾隻兩頭尖的麵包與扁圓的俄國黑麵包。店夥與從前老大昌一樣，都是本地華人。她買了一隻俄國黑麵包，回家發現黑麵包硬得像石頭，切都切不動，好不容易切開，裏麵一根棕紅的長發，雖說有點惡心，但起碼可以驗明正身，此麵包是青壯年斯拉夫男子手製。
中西合璧、殖民浸淫，雷電交加的東西方文明不但表現在服飾上，當然也體現在飲食文化、思維方式上。老上海的西式餐館比比皆是，養育了上海人的腸與胃，也培養了上海人的腦與心——在張愛玲的記憶中，起士林在樓下，而老大昌卻在法租界，法式麵包清香、鬆軟、奶香四溢，有著層層起酥的羊角，外脆內韌的“長棍”，不僅是外僑的最愛，也是偶爾嚐鮮的上海市民至高無上的生活享受。一直到王安憶記事時，老大昌的牌子也沒倒，王家姆媽常帶著小安憶去老大昌吃麵包，還有紅茶咖啡、芝士烙麵，不過要多花糧票。排隊等座的總是一些富裕而有閑的人們，打扮得很講究，頭上抹著發蠟，皮鞋鋥亮，褲縫筆挺，女的化著晚妝，風度優雅——你絕對想不到，這是“文革”時期的上海。似乎一切都變了，似乎一切都沒變，隻有老大昌麵包的滋味一如張愛玲時代。
海派作家程乃珊也和張愛玲一樣喜食西點（富家底子總是驚人地雷同），有一款拿破侖蛋糕讓她一食難忘，用鮮奶油層層疊疊粘合起來的法式西點千層酥，口口鬆脆，還撒著糖末，與硬錚錚的拿破侖將軍的形象似乎格格不入。待你一口咬下去，香甜的鮮奶油濺溢滿嘴，膩軟濃鬱，還有點鐵骨柔腸的味道，猶如拿破侖對約瑟芬的愛情——拿破侖蛋糕就是當年老大昌的招牌，據說法國人都不知道拿破侖蛋糕，隻知道此為千層酥——上海人拿起拿破侖做了免費廣告。
黏黏轉與蛤蟆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