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很有意味，上海不是男性的，是女的——棉棉長期生活在上海，深得上海精髓，既然是女的，那就是物質的，陰柔的，張愛玲的戀物癖特性便好理解了，你看看她都寫了什麼啊，卷著雲頭的花梨炕、柚子的寒香、裝痱子粉的桃紅心型缸、記著很多電話號碼的美女月份牌——她對於物質細節總是不厭其煩，仔仔細細記下來，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心裏應該也明白，物質細節是匆遽人生中唯一可以收藏把握的東西，所以她才一再寫到美女月份牌，“在太陽光裏紅得可愛的桃子式的瓷缸，盛著爽身粉，牆上釘著美女月份牌，在美女的臂上，母親用鉛筆濃濃地加了裁縫、薦頭行、豆腐漿、舅母、三阿姨的電話號碼”，真是神來之筆，這個就是張愛玲的上海精髓，後來的海派作家無人能及。
海派文化的基礎就是殖民文化，它是以強大的前所未有的浮華世界引發起內心的欲望，它是物欲的也是肉欲的，物質的盛宴以及肉體的狂歡，我們完全可以從張愛玲的字裏行間感受到那份撲鼻而來的芬芳，那是一片浪漫的多情的妖嬈的而又風騷的世界，那些賤價的、與狐臭與汗酸味混合了的使人不能忘記的異味，那是振保這樣的童男子最癡迷的香水氣味；還有桃花賽璐璐梳子、愛玲八歲就渴望的愛司頭，還有豆綠糯米糍茶碗、磨白了的梳妝台，那是可以當做寫字台來用的，它散發出一種陰性氣息，包括那些讓人心旌搖蕩的雨夜的霓虹燈、朵雲軒信箋、回文雕漆長鏡、黴綠斑斕的銅香爐、吊有金絲花籃的紅木大床、十幾克拉的火油鑽、翠綠燒料鐲子、美麗牌香煙、禮查飯店熏炙室、裝有紅燈的腳踏車、帶喇叭的手搖唱機、淡綠鴕鳥毛折扇、練習淑女風度的鋼琴、不擱蘇打的威士忌，還有“最廉價的王宮”，那是她不可或缺的電影院，片刻的放縱與遺忘是生命的必需品，就如同那西崽開的起士林和安有彈簧的百樂門——
作為一個上海女人，一個中國第一代自食其力的老牌小資，張愛玲對物質世界的迷狂是永無止境的，她認為生命歡悅的理由就是對物質的崇拜。可以想見，張愛玲當年和炎櫻從霞飛路購物歸來，踏上電車去凱司令喝咖啡，兩人坐在車上說說笑笑，雙層電車停在一處路口，她忍不住伸手摘下樹巔綠得透明的葉子——在老上海時代，這是多麼浪漫而新奇的事？她和炎櫻一定坐在車頭處，否則不會看到如此奇妙情景：“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裏鑽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麼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開電車的人眼睛盯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不發瘋。”她們是女人，第一代有“購物狂”毛病的女人，老上海的琳琅滿目滿足了她們的貪得無厭，最讓她們迷戀的當然還是那些陰性的物質：桑子紅胭脂、有網眼的黑色絲襪、10歲要穿的高跟鞋、小號的丹琪唇膏、指甲上的銀色蔻丹、綠短襖上的翡翠胸針——一條摩登的霞飛路成為無數女人不可磨滅的老上海影像，死心塌地的也是死不冥目的念想，它和美女月份牌一起構成殖民文化的一個奇妙證明：有節製的放蕩、對時尚的迷狂，以及包藏在優雅旗袍下的那種永無止境的欲望——所以棉棉才能說得出那句最著名的話。
老上海有條霞飛路
霞飛路成了老上海的懷舊坐標，一位時尚女作家說：“給我一身舊旗袍，給我一條霞飛路……”隻是，舊旗袍時髦外婆的箱子底可能還有，霞飛路到哪裏去尋找？它現在已更名為淮海路，並且早已麵目全非。
在張愛玲生活的1930年代，霞飛路被稱為“中國的香榭麗舍”，滿街的咖啡館、西菜館、影戲院——名店林立名品薈萃，展示著與紐約、巴黎同步的都市風尚，是老上海的風情之地，也是時尚之源。女作家亦舒對霞飛路迷戀之極，在小說中多次提到這條流光溢彩的大馬路：“承歡毫不介意舊上海有條霞飛路，雖然這也不過是一個法國人的姓，但人家譯得好聽。”許鞍華也這樣說：“當年亦舒就住在我隔壁，記得她多少次這樣說過：上海有條霞飛路。”汪曾祺流浪上海當小學教員，就住在霞飛路一條小巷子裏，汪老到哪裏隻記得吃，炒白果、雪筍湯和白糖蓮心粥就是霞飛路的味道。76歲的餘光中先生這樣說：“當年我住在法租界霞飛路，ABC就是在那裏學的，上海一直都是中西文化交彙的大港口。成年以後，我隻能從張愛玲的小說裏神遊上海灘。”霞飛路在餘光中的眼波裏，幻化成一抹永不褪色的文化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