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你的感覺非常準確。這實際上是我在寫這部小說時覺得最為棘手的地方。一方麵，我不想滿足於某種現成的認知模式，希望盡可能地潛入到曆史深處，揭示出人與時代以及政治的複雜關係來。包括對一些人物的處理，我既不願意像許多小說那樣，在神聖化某一類人的同時，去妖魔化另一類人，但另一方麵，我又不得不麵對某種新曆史觀形成的強大認知慣性；所謂新曆史觀，固然有其現實合理性，但它對複雜而充滿歧義的中國當代史有時會造成某種簡化或遮蔽。當然，我也不可能完全撐破它，因為這需要承擔更大的藝術風險。我不能不顧及時代的承受力。
問：讀《江河湖》時給我印象最強烈的，也是你這種正麵書寫曆史經驗和中國問題時表現出的勇氣。另外，從長篇小說的敘述上看，我覺得《江河湖》也有別於新時期以來頗有影響的家族小說和成長小說這兩種主要敘事模式，尤其在出生於六十年代的作家中，基本上是一種個人化的敘述，格局都比較小，而你在《江河湖》中，將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和成長史有機地融入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當中，呈現出一種寬廣的視野和恢宏的氣勢。這是一種典型的十九世紀風格，是巴爾紮克、雨果和托爾斯泰那些大師們曾經熱衷過的，但二十世紀以來，這種所謂“百科全書式”的寫作被許多作家和評論家認為過時了。新時期以來的長篇小說大多從個人出發，關注的是所謂人性的隱秘經驗，喜歡采用一種民間化的視角，對民俗秘史之類情有獨鍾，你在《江河湖》中卻將包括政治大事件在內的時代風雲放在與人物同樣重要的位置。這是不是有些不合時宜？
答：每個時代甚至每個世紀都有稱為“共識”的審美經驗，但它不能構成必須遵守的鐵律。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脫離合唱隊伍需要一種隻身挺進的勇氣，也意味著某種難度的增加。
問：你在《江河湖》中顯然給自己設定了明確的寫作目標。這種目標似乎是保守的，有一種“後撤”的味道，或者叫以退為進也可以。是不是這樣？
答：你這種說法很有意思。但對於《江河湖》是否真正實現了自己的寫作目標，我還持懷疑態度，有待於更大範圍以及時間的檢驗。實際上，在寫作過程中，我始終都在同自己的懷疑作鬥爭。最終之所以堅持下來，與其說是基於寫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說是某種信念支撐的結果。剛動筆時，我女兒還不滿周歲，而現在已經上幼兒園大班了。生活需要信念，寫作也需要信念。這是我寫《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啟示和收獲。
問：《江河湖》不是一部以情節見長的小說，讀起來並不輕鬆。在長篇小說出版越來越商業化的背景下，你擔心自己在《江河湖》中所作出的努力能夠得到文學界，特別是廣大讀者和市場的認可嗎？
答：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寫了一部自己認為值得一寫的小說。作為作者，我尊重來自各方麵的意見，但對於別人怎麼看，包括讀者的看法，不是我能夠預期的。
補記：《江河湖》在兩家雜誌“節選”發表以後，我又結合包括出版社在內的各方麵意見，對稿子進行了幾次重要的修改，不僅篇幅從初稿時的七十餘萬字縮短到六十來萬字，一些情節和人物的處理，也都有較大的變化。在此，謹向提出寶貴意見的有關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
作 者
2010年4月21日 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