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意思，是知的必須是道。所以，知就成了一種有目標、有方向的知。知本來是不知道，所以才要知。現在，成了知的必須是道。如果僅僅是知，但知的不是道，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在中國，道是人人知道的。中國最日常的口語有兩句“這不是眾所周知麼？你連這都不知道麼？”所以，所謂知，就是為了知道，不是為了知別的什麼。一個不知道的人，在這個國家可以視為白癡。我經常聽到詩人們質問道，這也是詩嗎？真是一個知道的國家啊。
在知道的情況下，僅僅憑感知力，被不知道的力量所感動是不怎麼困難的。
恢複不知道的力量。
今天的寫作，應該是一種對知道的傷害。
道實際上就是“已經完成了”。現成品。
知道就是知道如何道(說)。一種知道如何說的寫作難道不是一種已經死亡的寫作嗎？中國文化之所以喪失活力，就是因為作家們都以一種知道的方式在寫作。
如果我們對支配著中國二十世紀價值觀的那些基本的詞根作一番研究，那麼我們會發現有若幹最基本的詞根在暗中支配著人們衡量事物的標準，這就是“革命”“先鋒”“前進”或許還有“新的”“造反有理”。作為一個生活於這個世紀的詩人，我一直理所當然地被批評家們視為“創新的”“前進”的詩人。並且以此確定我是“最重要的詩人”，甚至所謂“後”的詩人。
我常常感到被誤讀的苦惱，我也許是在根本上最被誤讀的詩人。我自以為，作為詩人，我無論在詩歌的語言上或主題上都是一個原在的或甚至是後退的詩人。我或許真的引起了一些讀者或批評家的注意，但我以為我受到注意的那些因素，在我看來，恰恰不是我在前進或我創新了什麼，我所做的無非是使詩歌回到它來的地方去，或者回到它原在的位置上去，回到那個“不知道”的時刻去，如果這可能的話。我其實不太理解所謂“先鋒”一詞與我的詩歌有何關係。
許多人說他們看不懂我的《0檔案》。我發現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你說得越清楚、越明白，人們反而越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試圖說得沒有什麼意思，就是能指。但人們的困惑和誤讀反而由於我的明白加深了。
台灣有批評家說，我是一個“搞怪”的詩人。我決不是一個搞怪的詩人。我是一個為人們指出被他們視而不見的地獄的詩人。
有一天，一位青年詩人把他的詩給我看，我分析了他的詩的語言。我以為他辭不達意。他立即反駁說我不講他的詩的主題，他的詩的主題經他自己提示，似乎和海子的詩的主題相似。可是一首詩觸動人的是某種外在於語言的主題嗎？許多詩人以為隻要他寫上帝、死亡這樣的主題就會寫出好詩。詩是心靈的橋梁，那麼心靈又何在？在橋上？那麼心靈通過了，橋呢？這種功利主義毀滅了詩歌，也毀滅了很多的詩人。
詩的活力來自詞環繞一個既成象征的錯位式的運動中。這個運動是一個可以描述的運動，詩就是這個運動的過程的澄明。
人們都說要到彼岸去，但沒有人關心如何才能去得。無人關心那條河的流速、寬度、地勢以及用什麼工具、船或溜索這類的問題。畫家大毛告訴我，一群“前衛的”要辦畫展，但無人願意去買釘子，因而畫掛不到牆上去。老師和長者諄諄教導小孩子，要胸懷大誌，小孩從小就憧憬著總有一天要“乘長風破萬裏浪”，因此小器的孩子在班上不得寵，一個孩子有修理桌凳的小聰明，被要成大器壯誌淩雲的孩子叫做小木匠，他羞愧得要命。詩人寫詩，動不動就要建立“想象的取材空間東至太平洋以敦煌為中心，西至兩河流域以金字塔為中心，北自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陸……”(見詩集《土地》)政治家則動不動四海五洲。文學家則動不動就使用“大”這個字。許多詩人關心的是所謂“精神向度”，而不是說法。在我看來，彼岸就是船和劃動它的能力和過程。精神隻有在言說中才會呈現，而言說是一個方法的工具的問題。如果有人要問，這和工匠有何區別？我無言以對。維特根斯坦說，要看見正在眼前的事物是多麼難啊。看見並不容易，要有看法，看的方法。這是一個終級的問題，上帝的奧秘所在。以為在此還有一個“之後”，是人最大的惑。
老子和海德格爾說一樣的意思，但說法不同。他們呈現的是說法。這是文本惟一的在場。
一個詩人在二十歲時還未解決上帝問題，還在問“什麼”，那麼去當哲學家也許是他最好的出路。作為詩人而進入曆史的不是他說什麼，而是他怎樣說。
跟著時代前進，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堅信不疑的口號，並由此演化出世紀初的政治先鋒和世紀末的藝術先鋒。新與舊在二十世紀的漢語中早已脫離中性狀態，新的就是先鋒的、革命的、積極的、向上的、好的，舊的就是落後、反動的將要被消滅、將要死亡的。三十年代知識分子到延安去、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八十年代的出國熱、新潮文藝、以至九十年代的下海熱無不是這種跟著時代前進的結果，害怕被時代拋棄，急急忙忙要加入到時代的洪流中去，已成為一種生活模式、權力話語。看看當代文學的主題，很多都以批判奧勃洛摩夫式的人物或生活為真理。這個國家不僅通過政治運動驅逐了舊，而且把對舊事物的仇恨深植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在這個國家有老人，而沒有老派人物，有舊家具而沒有守舊的靈魂，有曆史而沒有傳統，人們有時也複古，但這僅僅是由於這古可以為新所用罷了。但人們是否可以稍微停下來想想，他們跟著前進的這個被叫做“時代”的怪物是什麼？是誰？是一個具體的、有血、有生命的東西嗎？它為何有那麼大的力量召喚我們？甚至代替我們思考？讓我們輕易就放棄了故鄉、舊日的愛情、梨花盛開的山岡、外祖母的老宅、老鋪子、故鄉的母語、土話？我們為什麼這麼害怕被叫做“土”的、“舊”的？如果時代有人稱的話，它應該是“我”？是“你”？是“他”？它顯然不是一個個體所能代表的，我們知道它如果有量，肯定是一大群的，是可以“我們”或“他們”的。事實上，時代一詞在漢語中經常是以我們來指代的。跟著時代前進，就是跟著“我們”前進。為時代所拋棄，就是被遺棄在沒有“們”的“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