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要使自己的一生成為有意義的。語文老師布置作業，題目多半是：記有意義的一天。這種教育構成了我們的回憶的基本結構。文學也通常隻為有意義的部分提供能指。而有意義的，又往往是意識形態所批準的部分。這使人們往往喪失了對無意義的、私人生活的記憶，即使人們要尋找這些失去的時間，現成的話語係統也不為他們提供能指。我們能夠像卡夫卡那樣說：“我從窯子前走過如同從親愛的人家門前走過”嗎？我們能夠遺忘的是什麼？我們能夠記住的又是些什麼？我們的記憶是私人的還是集體的？我發現，很少有人能像曹雪芹和普魯斯特那樣，保持著對日常的無意義生活的記憶能力。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離開曆史的特殊時刻，或生活的不尋常事件可能就無法回憶起自己的任何過去的日子。這方麵的例證是文學，如果文學是一種虛構的能力，那麼你會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中隻看到作家們虛構傳奇的能力。我們會在作家們中間看到軟弱無力的雨果，卻難得看到軟弱的巴爾紮克。
二十世紀的記憶是集體的、時代的、革命的。這是一個中國人集體在焦慮中尋找生活之意義的世紀。革命使得所有的記憶都成為急功近利的曆史儲藏庫，失去的時間根據它的意義的深淺，僅僅留下那些“前進”的時刻。即便是那些號稱個人寫作的東西，我看到它們仍然是基於一種集體記憶的。
人們不會忘記的是舊社會，不會忘記的是1957年，不會忘記的是1966年。離開了這些曆史的不尋常時刻，二十世紀的寫作還會是有意義的嗎？但人們是否真的記住了這些曆史的不尋常時刻，人們記憶的方式是尋常的還是不尋常的？我看到一部紅衛兵回憶1966的紀錄片，我發現，人們僅僅記住了曆史學家對此曆史的分析和判斷，而那時問中的細節被全然忘記了。人們在談到往事的時候，常常使用的詞是我們：那時我們如何如何。我們是誰？這是一種敘述集體記憶的代詞。沒有個人的記憶的細節，曆史隻剩下一些空洞的結論。
根據約定俗成的對生活意義深刻或膚淺、有價值或無價值的分類，我們的記憶首先排除那些毫無意義的部分，其次是有意義但是瑣碎的部分，其次是意義不大(有意義但無關大局)的部分……最後提煉出曆史的本質。也可以相反，僅僅記住曆史的結論，例如，牢記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然後記憶就從這一結論出發，擇取那些能夠說明有意義的生活的部分加以記憶。毫無意義的生活，根本就不進入我們的記憶，也不成為能指進入我們的話語。失去的時間，如果不能進入能指和所指，就被忘記掉。記憶變成了僅僅對集體的所謂閃光的時刻的儲存，這種儲存又支配著作家們的能指。這樣，從相同的價值認同出發的記憶，統一了所有人的記憶，人們實際上成了沒有記憶的人。
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則遵循著形而下的方向前進。生活是無意義的，但曆史總是去粗存精，隻擇取那些所謂本質的部分，來構成我們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結構。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著人們對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識。
總結、概括、去粗取精。曆史的記憶方式是對存在的遮蔽。
與曆史的形而上相反，具體的形而下的寫作活動，可能是能夠使我們真正地回到過去的方法。但它必須找到回到過去的道路。它必須進入被曆史遺忘的時間中去。它必須去到那個失去的“現在”。過去像現在一樣，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目的地，它是寫作的“現在”。回憶是現成品，寫作是將已經完成的現成的東西，處理成在“途中”的東西，複原為過程。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記憶的非私人性質。我們沒有理解無意義生活之意義的能力。由此出發，尋找失去的現在。
無意義生活的意義在於，它僅僅是對個人有意義的生活，它是永遠不會進入曆史的生活。因此，在流行的價值觀看來，僅僅事關個人小天地的記憶難道是有意義的嗎？有價值的嗎？然而，正是作家們對無意義生活的記錄，構成了真正的意義。難道不是嗎？《金瓶梅》、《紅樓夢》。
我能夠回憶起我在1984年失去的某一個日子嗎？我不能，因為那一年相當平庸，沒有什麼非凡的大事可以把某一個具體的時間聯係起來。我的記憶從不指向那些存在於時間中的具體的事物，光線、氣候、家具的色澤、食物、器皿、一隻貓在十點十分越過電視機和紫色的法國花瓶之間的空處的瞬間……我看見了，但它們不作為有意義的生活進入我的儲存庫。我視而不見，我的記憶就建立在這對大量的日常瑣事的視而不見之上。因此，我回憶某個日子的時候，它如果不是正當我生活的不尋常時刻，我的記憶就是一片空白。
要看見正在眼前的事物是多麼難啊！(維特根斯坦)何況我們的眼鏡還蒙著一塊意義的或所指的麻布。
沒有私人細節的記憶實際上隻是遺忘。
對於曆史毫無意義的東西，也許恰恰是對於個人最有意義的東西。我也懷疑那些被津津樂道到的重要的曆史時刻，對於那些沒有私人記憶的個人，與被他們忘掉的“毫無意義的日子”有什麼不同。
在自己的家裏生活了一生，是什麼使得我連一把椅子、一個煙灰缸的樣子都回憶不起來？我們習慣於蔑視那種一切庸常瑣事都記住的記憶，那是閑極無聊的庸人的記憶，我們追求的記憶是與時代同步的。“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在這裏，決不會有人把“過去”(失去的時間)理解為在一個私人的房間裏發生的恩恩怨怨。
張愛玲之所以被其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們視為市儈的，就是她有著與時代之步伐不同的記憶。她的失去的時間可以說充滿著低級趣味。那個時代，是大家都急於投身於時代的洪流，對封建家庭棄若敝履的時代，張愛玲卻固執地守著她的家，“躺在床上看著秋冬的淡青的天，對麵的門樓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薩――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她的眼睛仍然保持著對正在眼前的事物的視力(全然不顧一個時代的眼睛都被大時代的風暴吸引了去)，“鬆子糖裝在金耳的小花瓷罐裏。旁邊有黃紅的蟠桃式瓷缸，裏麵是痱子粉。下午的陽光照到磨白了的梳妝台上”……讀者可以對比一下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固執的張愛玲因此成為那個時代少數幾個保持著私人記憶的作家。再過三十年，中國作家中將再也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物，1966年的到來，這樣的能指連作為低級趣味聊備一格的資格都被取消了。有誰還記得起一個裝鬆子糖的瓷缸在下午的陽光中的模樣？張愛玲是中國少數幾個能令我想起普魯斯特的作家。她是始終堅守著“現在”的人。